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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国际上通常以城市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多内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各不相同，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是3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中国政府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未来5-1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城市化迅速扩张时期。按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城市化将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按国际惯例，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属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显然中国已步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各地也都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高潮。通过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民变成城市居民，让广袤的农村成为都市。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生产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选择，与中国整体改革的硬件建设也是相匹配的。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人们也发现许多城市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中陷入了“误区”。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有些地区，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却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值得深思与忧虑。因此，追求健康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协调的城市化。有两种不协调的城市化，一种是过度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贫民窟、高犯罪率及城市环境越来越恶化等，这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另一种是低度城市化，会导致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及一系列“农村病”等，也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
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城市化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伴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现象，一是不少城市加速扩张生长的模式选择，依然延续着征地扩张的模式，没有跳出“摊大饼”的怪圈，造成居住用地越来越紧张。曾几何时，对不少北京人来说，“四环路”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而今，“五环”“六环”不仅不算太远，而且车水马龙。同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到六环的城市生长模式类似，上海事实上也陷入了内环、中环、外环到郊环的城市生长模式中。事实上，全国很多城市的生长方式，都似乎拷贝着北京、上海的发展模式——环环相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摊大饼”的城市生长方式，是在加剧着城市发展的不和谐：一方面，是我国十分有限的耕地资源被城市大量吞噬。另一方面，城市的环状扩张，带来的是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生态难题，导致城市发展的另一个不和谐变奏愈演愈烈。
二是虚假城市化(spurious urbanization)。虚假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又称过度城市化、超前城市化。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目前，我国仍然有不少地方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依靠行政途径增加城镇户口居民，或撤乡建镇增加城镇人口，忽略了城市化质量的提高。
三是城市生态环境恶化。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急速”的城市化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热岛效应、温室效应、污染效应和拥挤效应，城市生态系统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城市生态可分为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盲目发展，破坏了城市的自然生态。2003 年，全国70%的城镇缺水，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1.5 亿吨，有200 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且城市工业用地比例偏高，住宅、商业服务及交通、市政用地比例偏低，随着人口的增加导致生活设施短缺、交通拥挤等问题，扭曲了城市的经济生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与保险、公平待遇及2000 万流动儿童的成长等问题，都对城市的社会生态提出了严峻挑战。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目前开始集中显现，影响着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四是城市生活新贫民化现象不断出现。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来看，城市贫困的输入现象是很突出的。中国的城乡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别，城市无论在经济来源与生活水准上都与乡村有着较大区别。而现代化的进程，无疑使城乡的这一差距进一步表现出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因而陷入了贫困。目前，突出的城市贫困人群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在城市有立足之基的常住居民中的相对低收入者。这类人群中的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大都具有劳动能力，只是由于他们失去了工作岗位，也就丧失了谋得主要经济收入和福利的物质条件，一旦他们过去的积蓄用尽，生活的贫困就会恶化。一类是在城市毫无立足之基的外来打工人群。据估计，目前流入各级城市的农民工大约有8000万至1亿人之多。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由于固有的农村生活背景、受教育水平、技能等的限制，很多人虽然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并没有真正摆脱贫困。这两类城市贫困人群，他们一个从城市内部滋生、一个从城市外部涌入，内外相逼，直接挑战城市和谐。
针对我国当前城市化存在着的倾向性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特别强调我国城镇化必须“健康”发展。引导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十一五”时期的重要议题，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六大重点之一。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城市化像个“加油站”，可以为工商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的城市化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追求健康城市化应该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判断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标志有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城乡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并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三是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合理分工、各具特色的区域城镇体系；四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向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着力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为积极有效地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当前应着重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加强城乡发展的科学规划；合理把握城市化的进度；不断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此外，还应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最终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创造条件。
总之，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共识，也是人类生存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