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五常教授在写作最近的《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一文前，打电话给我，问：“当初你对于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从不明白变成明白，到底是由于哪一环节给打通了呢？”
我答道：“你还记得吗？当时你是以金本位制为假设的例子来解释给我听的。你说例如人民币钩住的是黄金，就是把以人民币标示的金价控制在指定的水平上。但当时我不明白，如果国际炒家炒起金价（相应的，也就是使人民币贬值），怎么办？中央银行是要阻止国际炒家来炒吗？这是外汇管制，你肯定不认同。是要在外汇市场上抛售黄金吗？这等同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作为与炒家对决的弹药。而你说这个货币制度下央行是不需要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而且，97年东亚金融风暴等多次货币危机的事实都证明，一国政府就是有再多的外汇储备，都经不起炒家的狙击，不消一会儿就会打水漂一样在庞大的外汇市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你大喝一声，道：‘都不是！央行要紧缩银根！’这一当头棒喝，立时喝醒了我。对啊！为什么我只想到要增加黄金供应量（在外汇市场上抛售黄金）？却没想到也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紧缩银根）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金价是货币换黄金的交换比率，反过来说，其实也就是黄金换货币的交换比率。要平抑金价，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黄金供应量是一个办法，在黄金供应量不变的前提下减少货币供应量也是另一个办法嘛！一旦想通了这一点，我紧接着就突然猛醒——这是货币政策啊！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当然就是货币政策！”
以上就是我想通了张五常教授所主张的“以一个可以在市场成交的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的过程。于是，以往割裂开来思考的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完全统一为同一件事。
张五常教授显然自己并不觉得这个理解有什么困难，但对于从一开始就分割地学习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的人来说，这种惯性思维所造成的障碍（佛家所说的“所知障”），是很难突破的。此前，我一直无法明白的是，中国在朱镕基时代所施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东南亚各国所施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到底有什么不同。张五常教授说东南亚各国的是无锚制度，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它们当然有锚，也是以美元为锚的。但一旦明白了张教授所说的那个货币制度之后，我就明白到，中国当时是以调控货币供应量（即货币政策）来钉住美元，而东南亚各国是以外汇储备来钉住美元。当然，很可能当时中国也没有意识到它用的是与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汇率制度，因为表面上看来，都是钉住美元的。朱镕基用调控货币供应量来钉住美元，应该也是不自觉的行为，他所自觉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控制通胀，所以当然用的就是货币政策，但不自觉之间，就通过控制通胀而控制了对美元的汇率。
话说回头，我理解这个货币制度的难点就在这里，所以一通就全通了。但后来发现网上很多读者理解这个货币制度的难点在别的地方，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再论钩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的文章，对很多朋友经常提到的关于这个货币制度有疑问的问题一一列举并作答。但这篇文章似乎流传的还是不够广，所以很多读者还是反反复复地来问这些同样的问题。为此，在这里我就专门以“常见Q＆A”的形式，把该文的内容再贴一次在下面（内容略有修改），以协助读者们的理解。再有重复地问类似问题的，我也省得再反复地回答，而是请提问者来看这篇文章。
（一）这种使人民币钩住一篮子物品的制度，会不会造成政府全面控制物价？
在我印象之中，这个问题最早提出的，是北大经济论坛上的读者。这些读者应该都有相当的经济学专业知识。然而这个问题分析下来，就会发现，提问者若不是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没有真正学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中最基本的知识。
前面出于简化的需要而用了黄金为锚物品作例子，北大经济论坛就有人指出，这样的货币制度固定了金价，岂不是等同于物价管制？而如果把锚物品从单一的黄金扩大到大致能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状况的一篮子物品的话，政府岂不更是全面控制了所有重要物品的价格？
首先我们从事实来看一下这种论点的荒谬性。如果上述的质疑是正确的话，那金本位制就是历史上管制金价最严格也最成功（因为维持时间最久）的制度了，因为金本位制下金价就是天然地固定的。如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二战后美元挂住黄金，其它各国货币挂住美元，在70年代美元危机爆发之前，金价一直都丝毫不差地固定在一盎司35美元的水平上。如果这叫做物价管制，为什么从来没有经济学家反对？不仅没有人反对，当这个制度濒临崩溃的时候，大家还竭尽全力去挽救它，甚至于“欧元之父”蒙代尔直到现在还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应该回复到金本位时代。（你们该不是要告诉我，芝加哥学派出身的蒙代尔会是反自由市场的政府干预主义者吧？）
再看金本位制之后的情况。我们大概可以放心地作出以下的判断：经济学上所有的货币主义者同时都是信奉市场的自由主义者。而所有的货币主义者的共识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就是一个严格地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胀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同时也是政府干预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中央银行。这无非是说，把货币钩住通胀率。虽然后面我将会解释钩住通胀率跟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有什么区别，但以钩住这一点而论，二者是类同的。（因此张五常教授曾经把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称为“小通胀率”，因为这篮子的物品比计算一般的通胀率所涉及的物品种类要少得多。）如果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就是全面控制物价，那钩住通胀率对物价的控制程度只会是更全面而不会是更片面（因为一般通胀率涉及的物品种类更广泛得多）。那就奇哉怪也了。怎么那些市场自由主义者（货币主义者）们竟然会推崇一个全面控制社会各方各面的物价的政府为负责任的政府？竟然会以此为自己所主张的理论的基本原则？
接着我们就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这论点荒谬性的根源所在。第一，问题是出在对“价格管制”这一概念的顾名思义、不求甚解，只要见到价格固定就认为是政府在管制物价。
如果只是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确实政府采取某些措施使某种或某些物品的价格固定下来就是管制物价，然而这“某些措施”是包含了很多性质完全不同的措施的。大致上来说，这些措施有以下几种：（1）发布行政指令，直接禁止供应商把价格厘定在高于规定的价格之上（如限价令）。（2）管制需求（如配给制）。（3）增加供给。（4）控制货币供应量。
从来没有经济学家会把第四种归纳为价格管制的措施，因为它的本质其实是稳定币值，管制的其实是货币自身的价格，而不是货币所钩住的一种或多种物品（锚物品）的价格。我们通常把货币看作是物品的价格，其实逻辑上物品也可以看作是货币的价格，既然货币的价格被管制着不变，当然锚物品的价格也是（表面看来）被管制着不变的了。但正如张五常教授在以往多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什么物品的价格都不该管制，但就是货币的价格必须被管制。打个比方最容易理解这一点，货币就如同一把尺子（长度的标准单位），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用来量度其它物体的长度的。其它物体的长度可以变化，尺子这个长度的标准单位可不能变来变去，否则不同物体的长度怎么能有个准绳去进行比较？
所以，说货币钩住锚物品就是价格管制，从字面上说，对；但问题是，那根本不是经济学家所批评、所反对的那种会造成租值消散的浪费的价格管制，所以，也不对。那些质疑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是全面管制物价的人，是用后者的后果去批评前者的措施，若不是不懂概念，就是偷换概念。
（PS：经济学所批评反对的价格管制措施，不但不涵盖上述的第四种，也不涵盖上述的第三种，事实上增加供给才是真正能有效而又无不良后果的平抑物价的正确措施。只不过增加供给通常受制于资源约束、生产周期等因素，不采用这种措施往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不过本文不是要分析价格管制的各种措施，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问题是出在对货币理论的似懂非懂。如前所述，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锚物品的数量相适应的水平上，从而控制物价水平（通胀率）的稳定的。如果不控制物价水平才叫自由，那当年疯狂滥印金圆券、使物价水平走过一条街就已经飙升数倍的国民政府最自由、最不控制物价了。这样的经济学常识，是上过《宏观经济学》的货币部分和《货币银行学》这两门基础专业课的人都应该掌握的。
所以，如果人民币钩住的不是单一物品（如黄金），而是一篮子物品，那么它控制的是物价指数，而不是物价！严格来说，所谓物价，是指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用货币标示出来的那个绝对价格。而这个钩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是不会控制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的。
曾有一位ID叫Prentice的网友做了一个虚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制度的运作，不妨复述如下供大家分享：
举例来说，比如，猪肉10元/斤，米 5元/斤。100元勾住一篮子物品为 5斤肉 10斤米。当猪肉价格涨到 20元/斤，这样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就变为150元。此时央行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来提升货币面值，提升到那一篮子仍旧是100元。
这样，一篮子物品：150元——》100元。
所以，猪肉：20元/斤——》13.33 元/斤
米：5元/斤 ——》3.33 元/斤
这样，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从而调整币值之后，原来10元涨到20元的猪肉回落到13.33元, 而米就会从5元跌到3.33元。这里，政府并没有去控制肉价、米价，政府做的只是调整币值，篮中各物品的价格，会根据各自的相对价格，自动升的升，降的降，使总价保持在100元。
为防有些朋友还是不能明白这些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在这里把计算的过程也说一下吧。假设货币供应量调整后猪肉的新价格为x，则可列出方程式如下：150/100＝20/x，解方程得x=13.33。（即因为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从150元返回100元，则猪肉价格相应从20元下降为13.33元。）假设货币供应量调整后的米的新价格为y，则可列出方程式如下：150/100＝5/y，解方程得y=3.33。
有读者看到这个例子，说政府会影响到篮子内物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扭曲了资源使用的决策。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例子中猪肉涨价而政府还没减少货币供应量之前（即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是150时），猪肉与米的相对价格是4:1（20:5）；政府减少货币供应量使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重新返回到100后，猪肉与米的相对价格仍然是4:1（13.33:3.33，数字略有出入是因为计算时小数除不尽做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如果用精确的分数来计算的话，是40/3比10/3，比例是一丝不差的4:1）。所以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完全没有影响篮子内物品的相对价格，这里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钩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根本无所谓政府全面控制物价的问题。政府改变的只是用货币来表示的物品的名义价格。
也经常有读者问，如果一篮子内所有物品的价格普遍上涨，怎么办？看了上述数字例子，就应该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了。完整的题目是：猪肉10元/斤，米 5元/斤。100元勾住一篮子物品为 5斤肉 10斤米。当猪肉价格涨到 20元/斤，米的价格涨到15元/斤。请读者自行解答以下问题：（1）这时央行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使这一篮子仍旧是100元？（2）计算一篮子回到100元时，猪肉与米的价格各是多少。（3）计算这时猪肉与米的相对价格，并回答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没有改变它们之间的相对价格？有没有全面控制物价？（注意：不是物价水平！）
（二）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的货币制度，与现在通行的钩住通胀率的Fiat money制度有什么不同？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所谓Fiat money货币制度，其实也不是真的完全无锚，而是以通胀率为锚，因为中央银行是看着通胀率的高低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以便把通胀率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跟张五常教授所主张的、中央银行看着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即张五常教授有时称之为“小通胀率”的东西）的高低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以便使这个价格指数保持稳定或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上下限范围之内波动的情况，显然在逻辑上是类似的。而现行的通胀率其实也是根据一个一篮子物品来进行计算的，为什么不直接利用这个现成的篮子，而要另外构建一个篮子呢？
其实张五常教授已经在多篇文章里一笔带过地简略谈到现行通胀率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二。第一，通胀率所选取的一篮子物品太多太复杂，以致其物价指数难以在市场上成交（即人们无法真的在市场上购买到这样一个篮子的物品，原因主要是这些物品在市场上直接成交的交易费用太高），这样的锚就显得不够清晰，其指数不能即时计算出来（例如每月的CPI指数在下一个月的中下旬才能计算出来并予公布），货币政策的实施也有相当长的时滞。而张五常教授所建议的一篮子物品，是一个种类少得多（三十至一百种）、选用的物品也以能够在市场上有清晰、即时的成交价格可以查看到的为标准（所以他主张的是期货市场、批发市场上的物品，详情请看《一篮子物品的选择》和《一篮子物品的组合与操作》二文）。
这样，由于篮子中每一种物品的价格（期货市场价格与批发市场的价格）本身就是秒秒皆知的，篮子中物品的数量与比例又是固定的，那么这一篮子物品指数的高低当然也是秒秒皆知的了。因此，在这个货币制度下，货币政策几乎是没有认知时滞的。
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则是通过直接地投放与回笼货币（钞票，那个所谓的M0）来实施的。根据张五常教授多年的观察，发现中国的经济活动对M0这个货币供应量的反应要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灵敏快速得多（这个现象他也曾向弗里德曼提出并讨论过），因此用直接控制M0的方式来实施货币政策，其时滞也比较短。即使有，肯定也比现在这种钩住通胀率的要短。正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摩擦的物理世界里一样，我们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全没有交易费用（如完全没有时滞）的货币制度，我们追求的只能是比现行更好的东西。
第二，通胀率所选择的一篮子物品的质量经常变动，不能正确地反映真正的物价变动情况。物价水平上升，可能是因为货币贬值，但也可能是因为质量普遍提升，实际上已经变成另一篮子的物品，但计算通胀率时全都糊里糊涂地算作是物价上升了。因此，张教授建议的一篮子物品在选择时不但要选取成交价格清晰可见的，而且要选取质量稳定不变的（于是期货市场的商品再次受到青睐，因为这个市场上的商品质量之清晰稳定，甚至是可以用标准化合约来进行成交的）。
其实上述的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都是计算现行通胀率的那一篮子物品的成分太复杂，质量有变动只是加强了复杂性的一个突出因素。
举一个例子吧。例如“住”的物价，现行的通胀率是以租房价格、建筑材料价格等组合计算出来的。其中租房价格就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价格。因为其质量大不相同：不同地段、不同装潢配套程度乃至不同面积的房子，其价格之天差地远是人所共知的。建筑材料中有也很多是质量变动不居，或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相当大。用这样模糊不清的价格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是无法在市场上成交的，因为政府根本无法担保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些物品的确定数量——如果政府担保说一万元可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简单起见，假设现在的篮子里只有一种物品——房子），你是买穷乡僻壤的一间草房里的一平方米，还是繁华都市的一座高楼大厦里的一平方米呢？如果说担保的是买这两个极端的平均数，但又怎么会有大量房子正好就处于这个平均数上，可以供人们真的去尝试着购买一下，而又不会因这种尝试性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而进行的购买影响了它的价格（所以前面要强调这类房子的数量必须是大量的），从而证明政府是言而有信的呢？但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购买一下的可能性，这钩住一篮子物品的约束又怎么算是可靠的呢？（虽然通常不会有人真的去尝试着购买一下这一篮子物品，就如同期货市场上很少人会真的进行实物交割一样，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最有效的约束。）
张五常教授主张用水泥这种物品来代表“住”（当然代表“住”的还有其它物品可选进这个篮子里，此处只举水泥是为了简化起见），因为这是房子的基本原材料，而且其质量的稳定、不同市场却有相当一致的价格这两大优良特性完全满足要求，人们若不相信政府的担保还真的就可以去尝试着购买一下。这对于政府不承兑而仍能保证市场相信政府担保该指数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朋友一直坚持必须承兑，说这样才能保证信心。其实，要保证信心，只要政府能提供一种人们测试其诚信的可行方式就可以了。承兑固然是一种测试；让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在什么市场上用多少数量的货币可以购买到怎样的一篮子质量明确的物品，也是一种测试。只要有测试，并真的可以施行，那就够了。没有必要测试非得是承兑。这就有如，你不相信自由落体定律的话，你自己去抛个苹果看它是不是飞天上就是了。人们对物理科学那坚定的信心，不就都是靠这些可实验性来建立的吗？具体是什么形式的实验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当然要选择一种交易费用最低、政府对市场干预最少的测试方式来建立信心。而保证承兑的测试方式，是以前的金本位或类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政府若非要储备锚物品，就要卷入干预物品（而非货币）交易（哪怕只是期货合约交易）之中，都无疑会使货币制度的交易费用大增。（事实上，后面会提到，以商品为锚的货币制度前人并非没有想过，但要储备锚物品来提供承兑的成见，使经济学家觉得这种制度交易费用过于庞大而不可行。一旦破除了这个成见，以商品为锚的货币制度的交易费用大为减少，其可行性也就大为增加了。）
总之，一篮子物品的指数能否在市场上真的进行成交，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正是这一分野使张五常所主张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与现在通行的以通胀率为锚的货币制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张教授有一段时间习惯于使用“以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成交的指数为锚”来称呼朱镕基发明的货币制度，只是朱老钩住的是单一货币（美元），其可以成交的指数是外汇市场上的汇率，而张教授建议改钩一篮子物品。
还有些朋友提到服务怎么办？那就用有关的物品来代表。例如“行”是交通，是服务，可以用石油来代表。如此类推。
还有人提到三十至一百种物品能用来代表整个经济吗？其一，有什么不行？股票市场的指数不也是只以少数公司的股票来代表整个股市、进而再代表整个经济吗？不需要百分之一百地代表，大致地代表就行了。（再说，天下何时有百分之一百这种事情的？就算是只能代表百分之五十，也总好过现行的货币制度什么都代表不了吧？）其二，对于普通人来说，衣食住行最关键，能把衣食住行代表起来，确保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交易是在稳定的币值下进行，还不足够吗？其三，想深一层，虽然世界上的消费品种类成亿上兆，但追根溯源，用来生产它们的原料基本上也就那么几十上百种，只是把它们进行不同的组合与不同程度的深加工，发掘出不同的用途而已。能用来生产衣食住行的产品的原料物品，实际上已经能生产所有的产品。而所谓服务，大部分的投入是人力，而人的生产还不就是以衣食住行来进行的吗？所以说服务不能用一篮子物品来代表的人，对于生产的物理本质还是理解不深，或是想象力太有限了。
另外，有些读者提到，国内期货市场不发达，很难选择到足够的期货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进入这个篮子。其实张五常教授并没有说一定要以国内的期货市场为准，完全可以是以国外的成熟的期货市场上该物品的价格为准。至于有读者可能会进一步提到以外国期货市场上的物品价格为准，会不会被外国操纵了物品的价格。这一点在下一问题项里有解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外，以美国为代表的Fiat money制度，准确来说钩住的其实并不止通胀率那一个锚。除了通胀率，还有失业率等其它经济指数，因此锚的清晰性更差（失业率这个指数可是完全无法在市场上进行成交的，其模糊不清更远甚于通胀率），调控的复杂程度更是倍增，币值之难以稳定可想而知。张教授经常提到的一个证据是：美国的利率调整极之频繁，而利率本应是投资回报率的市场指示器，投资回报率显然是不可能如此频繁地变动的，这意味着美联储（美国央行）一直在摸索着那个模糊不清的锚在哪里，钩来钩去就是钩不住。可见这是货币制度的问题，而非人的能力不足。
（三）货币以这样的一篮子物品为锚，会不会被炒家通过炒篮子中的物品而使货币受到狙击？
张教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早在2003年12月25日发表的《一篮子物品的选择》一文中就指出：“如果北京真的要选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我很想知道他们选出来的是些什么，其比例又如何？问题是，北京应不应该公布呢？公布篮子内的物品及其比例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国际对人民币的信心。但如果不公布信心也足够的话，不公布可能较为优胜。外汇市场炒家甚众，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比较难炒，但多了一种炒法：先在外汇市场下了注，然后炒物品。这是近于杞人忧天，但我就是喜欢夸张一点，把问题推到尽。”后来他又在2006年3月10日发表的《一篮子物品的组合与操作》一文中修正了这一看法：“篮子内的物品是些什么是要公布的。此前我认为物品的比重不公布可能较好，但见去年七月起央行转用一篮子货币，不公布细节人民币有明显的不稳定效果，改变了主意，认为物品的比重也要公布，物品种类够多就有保障。毋庸置疑，篮子内的物品细节愈明确，市场信心愈大。”并认为“炒家可以炒篮子内的任何物品，但不会炒到人民币那边去。”
也就是说，只要篮子中的物品种类足够多（张教授原来主张只选择三十种，后来认为可以提升至五十种甚至一百种），炒家虽然可以炒物品，但每种物品平均来说只不过占了1％的比重，对整个篮子的物价指数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其实即使篮子里只有30种物品，平均每种物品所占的比重也不过是3.33％而已，对整体的影响仍然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说，其实我们不妨想一下，有哪种货币制度是完全没有机会被炒家狙击货币的？没有！没有锚的货币就不用说了，用不着什么炒家狙击，它自己也会迅速崩溃。至于有锚的货币，炒家总能通过炒锚来狙击货币。只是不同的锚相比之下，一篮子物品应该是所有锚中最不容易被炒家控制的了。单一货币和单一物品作为锚是最容易炒的，炒家只要炒一种货币或物品就行了。（所以这是一篮子物品为锚比以黄金或美元为锚要优越之处。还固执地认为金本位制比这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为好的，是只想到锚的清晰性，而没有通盘兼顾考虑炒货币的问题。）
而一篮子货币与一篮子物品相比，首先可以选入篮子的货币种类就远远不如物品，（能在国际上自由流通兑换而又稳定可靠的货币能有多少只？不要说100种，就是30种可靠的国际流通货币都很难凑够数。）种类不多就会导致每一种货币平均所占的比重较大，炒家只需控制少数几只就已经足以控制篮子中的大部分比重。其次，市场上货币的供应量也比物品的供应量要少，炒家炒前者自然要比炒后者容易得多。
所以，如果炒家要炒，无论哪种货币制度都会有可乘之机。除非因噎废食搞外汇管制，炒家是永远无法禁绝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最不容易被炒的货币制度，而不可能是绝对无法被炒的货币制度。
换一个角度来看，炒家炒货币天天都在进行，但达到狙击货币这样严重的危机的，毕竟还是十年一遇。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其币值并没有明显地脱节，炒家又能从何炒起？索罗斯的自辩“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并非全无道理。而当货币是钩住一个能大致地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一篮子物品时，该国的经济状况与其币值又怎会有明显的脱节呢？
至于有些朋友提到外国政府会通过控制这篮子物品的价格来控制人民币，情况与炒家的问题类似。其实外国政府比炒家还多一重顾忌：如果它炒起了那个篮子的物品，而这篮子的物品基本上是按“衣食住行”来选择而组成的，则它自己国家里同样的物品也会基本与衣食住行有关（只不过可能各物品在篮子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不同），炒起这些物品会导致它自己国内也发生通胀。炒家可以不管其它国家因他狙击某国货币而发生通胀，外国政府却不能不考虑本国也会遭受池鱼之灾。
（四）为什么说钩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是平抑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前提？
若外间对人民币的需求甚殷，那么要舒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稳定汇率的办法其实跟前面提到过的平抑物价的方式一样有四种。前两种是经济学家反对的物价管制，是不是宜采取的（但目前正在采取的正是第二种“控制需求”的方法），现在要平抑的是货币的价值，当然无所谓第四种方法，那就只有真正有效的第三种——增加供给。而货币不像普通物品受资源约束、生产周期等因素的制约，开动印钞机就有源源无尽的供应了。只要流出国外的人民币不回流国内，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不受影响，通胀不成问题。但问题当然就是：如果人民币回流国内，而且是大量地回流，怎么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比以往更急切地需要这个钩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以便能迅速地监测、并及时控制通胀。
通胀是指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而导致的物价普遍上涨。只是某些商品价格上升不叫通胀，但如果某些商品的价格上升导致其它商品成本增加而也要涨价，从而使涨价的趋势扩张到整个经济体，那就出现了通胀的风险。但钩住了一篮子物品后，篮子内某些物品价格的上升会导致这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上升，央行要继续钩紧原来的指数，就必须减少货币供给量。价格上升了的物品本来就占用了流通中更多的货币数量，央行还减少供给货币，能用于购买其它商品的货币数量就更少了，则它们的价格怎么还能不下跌？其它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要达到刚好能抵消价格上升的商品的上升幅度，否则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不会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央行就会继续减少货币供给量，迫使其它商品的价格因为可以用于购买它们的货币数量越来越少而继续下跌。这个运作过程，在前面所举的网友Prentice的虚拟的例子已经说明得很清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作个小结，比较一下以单一物品（如黄金）或货币（如美元）为锚、以现行的（大）通胀率为锚及张教授主张的这个以一篮子物品的指数（小通胀率）为锚的优劣。守大通胀率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个篮子物品成分复杂，锚模糊不清，无法在市场上真正地成交，而事实经验的证据也是钩来钩去都钩不住，不如这小通胀率的简明清晰容易钩。
而如果钩住单一物品或货币，单一物品或货币暴升暴跌的可能性或机会比一篮子要大得多。（张教授写过的一篇《从炒货币说一篮子物品》的文章开头部分谈到如果钩住的是黄金的话会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里说到的。所以张教授的多篇与货币制度、人民币汇率有关的文章其实基本上已经把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虑到、分析过了。）
总之，选择一篮子物品为锚可以说是尽最大的可能同时兼顾了稳定性与简单性，令我不由得要再次感叹：如果这样的货币制度还不算是最完美的，实在想象不出哪里还有更完美的了。也无怪乎有朋友向我指出，张五常这个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的设想，是对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的一大突破，最关键的贡献就是在推广到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加入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尽可能把交易费用——包括锚的清晰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所带来的费用降到最低）。
此外，也有朋友提到，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技术进步的缘故，有些本来是重要而被选入篮子中的物品变得不重要了，怎么办呢？很简单，调整篮子的中的物品成分就是。前述篮子中的物品种类、数量与比例要固定，是指调整货币供应量时不改变一篮子物品的构成，可不是说一定下来就永远不再改变，但当然不应该频频改变，要真的有需要才审慎地修改。就如道琼斯工业指数那样，用30只成分股的股价变动就能大致反映整个股市成千上万只股票的价格变动，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有些成分股变得不重要，而一些后来新上市的股票变得重要起来，就可以调整指数中的成分股，用新的成分股替代掉一些旧的成分股。股票市场上的炒买炒卖是家常便饭、甚至是理所当然，改变指数的成分股也不见得就会引起什么严重的炒作行为，何况现在要炒作的是更为不易的一篮子物品呢？则其成分要调整又怎么会有什么大问题？
至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可能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钩住美元，总是产生一个错觉，就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上升就是升值，以为汇率固定不变才叫人民币不浮动。其实原因很可能是美元有贬值压力，而不见得真的是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有一段时间人民币升值，张教授写了很多文章大声疾呼表示反对。过了一段时间人民币还在升，但张教授却不吭声了。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反对了，他说不是人民币在升，而是美元在贬。何以见得呢？因为人民币相对于欧元的汇率没怎么变，美元却相对欧元贬了不少。所以其实是美元对其它货币（当然也包括人民币）在贬值，而不是人民币对其它货币在升值。
如果人民币钩住了一篮子物品，与其它所有国家的货币放开浮动，这时汇率有变，问题就是出在其它国家货币身上，是它们要贬值（反映为人民币汇率上升）或升值（反映为人民币汇率下降），跟人民币可没有什么关系。有些读者纠缠于他国货币不稳，就如同人家按着你肩膀站起来，你也会承受被压下去的力量云云。如果人民币什么都没钩，那自然是这种情况；但人民币已经钩紧了实物，那是他国货币相对于实物的价值在变动，小艇怎么可能动得了大船乃至大地？（就如97年东亚金融风暴里，东亚各小国货币大贬值，但难道我们会说这时是美元大升值了？是美元危机？）
最后的结论是：货币的价值本来就源自它所能购买的物品，我们喜欢钱是因为它能买东西，可不是因为它是一张印刷得很特别的纸，货币的购买力就是货币价值的真正源泉。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可以说是回归到货币最根本的本源或本质上去。钩住了一篮子物品之后，人民币的币值就是最稳定也最坚固可靠的，是以实际的物质财富在背后作支持的。其它国家想人民币升值，就只能把它自己的货币贬值，即相对于人民币所代表的那篮子物品贬值，因此只会导致它们国内发生通胀。于是这时的汇率变动只反映其它国家货币的价值——或者更详尽地说，是反映其它国家货币购买人民币所代表的那篮子物品的能力——在变化，而不再表明人民币的币值或购买力的变动。（人民币的币值或购买力的变动是直接反映在那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上的。）所以这时央行不需要守汇率，汇率对于反映人民币的币值已经无甚意义，要守的就是那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而已。这样，货币政策与货币制度已经是同一回事，货币政策的内外目标统一为一个目标——守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小通胀率）。（传统的货币政策对内目标是守大通胀率，对外目标是守汇率。）
（五）其它杂项
以上是《再论钩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一文作了一些修改后的内容。这里再列一个项目，是用来收纳后来出现的一些常见提问。
1、这样的货币制度如果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没有国家实行过？
这样的提问毫无意义。问为什么某件事没做，原因无非两个。第一个原因，信息不足。不懂得可以这样做。这相当于问一个学生：写这样的答案才对，可以得满分，为什么你不这样写？
有些读者提到以前已经有某经济学家提出以商品为锚的货币制度，问张五常教授是不是受其启发。其实这种观点一直就有，张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及过，他曾与弗里德曼商讨过这个可能性，但因为当时一直以为必须储备锚物品，如果锚物品不是黄金或某国货币，储备的成本太高，即该制度的交易费用太高，不可行。但张教授在看到朱镕基的操作之后，顿悟到用调整货币供应量而不是锚物品的供应量来钩住锚，于是锚物品是不需要的，由市场自行供应就行了。因此再重复一次，这个制度准确的名称是“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而不是“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张五常教授这一理论的贡献，正是在于突破了这一理论误区。
第二个原因，私利所在。实施这样的货币制度，中央银行权力大减，工作量大减，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有多少人真的能做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问这样的问题，相当于问：既然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已经从理论到实践都被证明是错的，为什么各国政府仍然奉行，不肯回归到古典时代的小政府？答案很简单，政府就是喜欢做大，不喜欢做小。
因此张五常教授也考虑到了央行的利益所在，指出如果中国实施了这样的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可以取消，上海以其天然优势可一跃而成国际金融中心，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进，中国央行监管银行的权力与工作会随之大增，因此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方面的权力与工作虽然减少，此消彼长之后，央行的地位还是有所提高的。也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实施这种货币制度，不但是利国利民，于央行本身也是有好处的。央行如果因为预见不到这种有利局面而阻挠这种货币制度实施，其实是重眼前小利而失将来的大利了。希望央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