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志武错了吗？一些对于他的质疑、反对和批判，主要是针对他近期公开发表的几篇文章，像《我们的政府有多大》、《国营还是“还产于民”》、《新形式的“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国民财富纵横谈》。
例如，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有人指出陈志武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规模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得出了中国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的结论，但其所引用的几个关键的美国方面的数据均有误。首先，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07年三季度，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为4.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应为30%，而不是陈志武文中计算出的“18%”。而且，陈志武还忽略了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以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中国财政收入的参照，这不够准确，因为中国“5.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是包含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总财政收入。其次，陈志武在计算美国财政收入占可支配收入之比时，分子和分母数据均用错，导致计算结果错误。如果考虑到美国和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使用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政府规模，并不具有建设性。实际上，在公共经济学中，衡量政府规模的国际通用指标是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也称财政支出比率。与财政收入指标相比，财政支出更能反映政府实际使用和支配的资源规模；与“官民比”指标相比，财政支出比率更合理，因为政府就业人员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工作效率的变化或人员素质的变化引起的，用它来衡量政府规模并不审慎。
如果说陈志武在指标选择、数据统计上犯错，这个错误还属于一时大意、下不为例的话，那么他在政治立场、哲学史观的“犯错”毫无疑问就是离经叛道、不可饶恕了。事实上，这也正是陈志武最招受非议的地方。反对者指责陈志武在宣扬其观点的时候往往裁剪历史、断章取义，借产权制度之利大肆鼓吹资本主义。例如，对于陈志武的那篇《国营还是“还产于民”》，有人就批评道，“双重标准、断章取义、裁剪历史事实，是没有说服力的”。又如，对陈志武的《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有人指出从所谓的金融学角度，推断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是否科学、严谨？金融学是否能承担够反思文化的重任？或者说，陈志武对金融学和文化知识又知道多少？于是，他们难免得出结论：无论是反对“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主张，还是设立孔子学校的文化外交政策，或是强调私有产权和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陈志武的论点论据经不起基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推敲——这一次是全面地、彻底地对陈志武的否定。陈志武真的错了吗？
在阅读陈志武的《非理性亢奋》、《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两本书时，同样的疑问和思考将持续。这不仅是因为之前受争议的文章等都被一一收录，在书中陈志武还补充了很多持相同见地的论述，以加强观点的证明力，而且，陈志武式的研究路径和论证方式得到了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呈现：陈志武喜欢（擅长）比较研究，包括今天的中国跟今天的其他国家比较，100年以前的中国跟100年前的其他国家比较。对中国问题的观察有着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高的高度，陈志武的解读总能发人深省（当然也包括引发争议）。他从中国人热衷武打片，看出中国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缺失；从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谈放开民间金融之可行；从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谈媒体监督、信息透明之必要；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阐释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竞争。他的诸多言论颇具创见，但也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陈志武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是一时一事所贡献的权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呼唤。他曾呼吁“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也认为“哪个国家能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在一次访问中，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时，他竟流下了眼泪。
陈志武原是工程学出身，一次机缘巧合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国内社科领域相当有影响的崔之元。1987年，他们曾合作翻译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后来他又陆续接触到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使得他对数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尽管陈志武最终是以金融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其本人被认为是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的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但陈志武的学术成就却更多来自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他推崇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信仰产权保护和制度安排的力量。他认为，一个和谐、稳定、富足社会的形成，仅仅靠强势者的善意、道德感化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这意味着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允许广泛且不受限制的讨论，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等等。
所以，应当客观地评价陈志武，而不能前见性地抱以恶意。陈志武把他从西方学来的知识体系、方法论运用于观察中国的实践，他的首要任务是对人们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能不能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商人除了赚钱以外到底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等等基本性的理念作一些全方位的梳理，以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知识分子总不乏经世济民的学术情怀，陈志武认为目前中国当务之急是改变国人存在极大误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而且，只有在见识上有个根本性的提升，才会给中国社会持续的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尽管在某些具体政策措施上，陈志武的建议不全然正确，但也是学术探讨、百家争鸣的体现，倘若贸然地以“阴谋论”来揣测陈志武的别有用心，这反而给陈志武的立论落下了话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仅以此来看，陈志武似乎并没有错！
陈志武：《非理性亢奋》，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定价：38.00元。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定价：36.00元。
二八〇八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