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3月13日刊发于《经济学家》)
A·W·菲利普斯1958年对英国的工资增加和失业作了广泛的研究，发现货币工资的少量增长是与高失业率相关的。反之亦然。萨缪尔森和他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罗伯特·索洛对这种现象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既然工资是成本的主要成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占60%～70%），成本上升会体现为价格上涨，那么通货膨胀也应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即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越高。政府官员作出的政策选择，如果关心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会扩张经济，但它最终会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如果关心通货膨胀问题，就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必须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因此，制订一项好的政策就意味着找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平衡的最佳位置。此论点，已被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所证实。
但是，笔者认为，一个现实的经济学家应该很清楚，找到并把握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平衡的最佳位置，做到这一点可能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这个“最佳位置”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点，它时时刻刻都在游动着；对它的发现具有一种滞后性，即：通过对以前的经济状况的统计所得出的“最佳位置”，在当我们知道时已成为过去，当我们以为抓住了这一“最佳位置”时，它已经不再是最佳位置了。因此，经济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功效总是不得不随着“最佳位置”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总是找不到准确的“提前量”。谁如果通过研究找到了这一“提前量”，就能改变政策滞后的窘况，就能让政策制订的步伐与经济历史发展的步伐同步，那么谁就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发现“提前量”的宏观调控工作是由政府所做的。当它捕捉到信息后，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的措施出台的越早，它距离“最佳位置”就越近，虽然仍然具有滞后性，但毕竟减轻了滞后的程度；反之则反。
凯恩斯提倡在经济萧条时期用财政政策扩大支出、增加就业。但是有反对者指出，如果政府增加了工资却并未带来人们支出的增加，那么财政政策就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支出、增加就业”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达到目的了，凯恩斯提出的财政政策就起到了作用；如果达不到目的，则反对者的理由确实难以驳倒。
首先，“扩大支出”其支出的对象是谁？这是个关乎财政政策能否起到作用的首要环节。如果财政支出的钱，只是支出给少数本已高度垄断且无限度追求利润的行业，则支出的结果是促使该行业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不一定需要增加多少消费，也不一定能增加就业，由此会使萧条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因此，“扩大支出”所指向的对象，应该是一项财政支出可以带来厂商之间“连锁支出”行为的那些项目。在“连锁支出”上分为三种不同的规模：第一是平衡式的“连锁支出”，它如同接力赛一样，只是将支出的规模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其规模等级也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第二是萎缩式的“连锁支出”，它如同一条途经干旱地段的长河在中途不会得到补充的前提下被逐步消耗一部分，流到下游的水会越来越少，因此其支出的规模是递减的；第三是膨胀式的“连锁支出”，它如同“诺米骨牌”游戏一样，一块牌倒下后可以将后来倒下的数量不断增加，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因此其支出的规模是递增的。
很显然，效率最高的“扩大支出”是最后一种支出规模形式，它要求我们通过分析研究看看将财政支出的钱首先投向哪个项目上，且对这个项目的投资可以带动起更多项目的起动，将支出连锁式地传递下去，且传递的过程越长、在传递中其规模会越来越大就越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我们单纯地将财政支出“用于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修建一座无用的金字塔”（配弟之说），或“将钞票塞进一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煤矿的地下适当的深处，然后在煤矿表层填满城市垃圾……”让私营企业再挖出这些钞票（凯恩斯之说），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支出对就业问题会一点作用也不起，但我们足可以说，这样的支出其功效太低，没有发挥出它的最高效能。
其次，“增加就业”其增加就业的质量如何？这也是一个关乎财政政策能否起到实质作用的重要环节。如果某项财政支出增加了就业，但就业的工人劳动所得仍然基本徘徊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即与他们靠乞讨维生相差不多而增加不了多少高消费的能力，由此也不会使萧条的经济状况得到多少改观。因此，增加就业所肩负的另一项重任是在就业的同时增加收入，使就业的劳动者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后，还有足够的钱参加技术培训、接受职业教育，以及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购买一些大件耐用消费品。
因此，当我们所面临的财政支出选择的对象在连锁支出规模形式基本相同时，我们应该优先投向哪一个企业？这时候，支出的首选应该是那些肯定会有较高效益但又不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基本上是出于宏观经济调控或是出于发展公益事业且能大量吸纳就业人员，并在保证有经营收益（杜绝亏损）的前提下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行业。这个行业通常不会是私营企业，他们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即使有觉悟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国有企业”便有了用武之地。也正是由此，“国有企业”的天职乃是成为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当经济繁荣、通货膨胀情况加重、就业率居高不下时，“国有企业”就应该实行收缩政策——减少项目投资，减少消费支出，适量裁减工人，关闭过去开放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实行垄断；当经济萧条、通货紧缩情况严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时，“国有企业”就应该实行扩张政策——加大项目投资，增加消费支出，大量聘用失业工人，吸纳劳动力，开放曾经被高度垄断的市场。
有关加大财政支出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在凯恩斯之前，威廉·配弟就指出了政府支出的重要性，认为即使用在无用的项目上，它对于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除懒散都是有益的，但他的某些说法过于夸张，与其说是一种科学预见，不如说是一种误导。
配弟是这样说的：“即使将要（政府支出）用于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修建一座无用的金字塔，或将巨石阵的石头运到塔上都无所谓。”似乎他在告诫人们，政府的钱只要支出了，不管随便拽在哪，都是对经济发展有益的。
后来，凯恩斯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配弟的启发，讲出了与配弟意思大致相同但比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他说：“如果财政部打算将钞票塞进一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煤矿的地下适当的深处，然后在煤矿表层填满城市垃圾……私营企业挖出钞票，失业也就不复存在。”
尽管配弟和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调控具有指导意义，但他们往往没有深入研究政府支出的效用问题，即：哪种政府支出效用达到最大化。只知道政府支出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好处，却不知道哪种政府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好处最大，这等同于告诉我们人不吃东西会饿，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营养最多对人最有利，或是哪些东西不但对人不利甚至有毒有害，人吃多了会死的。
政府的支出首选的是那些钱花出去如同投资者投资那样，不但能“将巨石阵的石头运到塔山上”，而且还能由此带来旅游收入，用不了几十年就可赚回全部投资，为下一次投资、下一次支出、下一次调控宏观经济积累出更多的资本。这种资本越积越多以便应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周期越来越长的经济波动，防备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说，支出的效用首先要着眼于追求利润，追求高回报。这样的支出，怎样支出都不过分，都在情理之中。
在杰里米·边沁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中，他曾引用“成本——效益”的概念来评价公共（政府）支出是否合理。他说：如果政府支出产生的效益大于向公民征税产生的成本，则这种公共支出是合理的；相反，如果征税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公共支出的效益，那么这种支出就不应该发生。虽然边沁对政府支出提出的要求确实有过高的嫌疑，但作为政府来说，完全可以将这一要求看作是上策，是最好的结果。投资所取得的一举两得的效果是，既能扩大就业，又能获取利润。这些获取的利润可以再次转换成新的投资，从而产生新的就业和利润。
作为下策来说，政府尽管有时不热衷于或不得不这样回避投资，如此给政府留下的决策仅仅是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把支出锁定在能够引导消费的项目上，则这种支出虽然不能直接获取利润，但却可以刺激消费，为生产带来商机，最终由此增加税收。让这种支出也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通过刺激消费的办法间接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税收比起利润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但税收来得相对轻松，不像利润那样冒亏损的风险。
如果政府的支出没有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那它的功效就只发挥出50%；如果如凯恩斯所说让私营企业从煤矿中挖出钞票，那样它的功效可能连20%也难以达到；如果这种政府支出在储蓄本来就大于投资和消费的时候又有意无意地鼓动了储蓄（例如私营企业将瓶子里的钞票抠出又储蓄起来），那么它的成效就将再次大打折扣。
因此，在得出了政府应该加大对经济进行干预力度的正确结论之后，政府对经济所加大的是怎样一种干预就成为一个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样的干预也许就有成效，那样的干预也许就无效；有效的干预力度大当然是好事，可无效的干预力度大将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果来呢？
从长远来看，失业消除的办法又不得不最终回归到人口问题上。联合国的一项历史重任，就是给整个世界规划出总人口指数目标，将此分摊到各个国家的头上，并拿出具体的措施以保证这些国家能落实到位。如果世界人口能控制在60亿以内，并努力在下个世纪或下下个世纪逐渐缩减，这是解决失业问题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各国的领导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同反恐怖主义的问题将成为世界两大难题，它急迫地需要各个国家的合作与努力，尤其是需要联合国发挥出具体的作用。人口增长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失业问题就没有能彻底解决的那一天。
中国的失业问题，是一个从理论上讲根本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已远远地大于社会分工所承受的最高限度。就好比，假如社会分工只有360行，每一行当平均可容纳100人，而中国的人口多到每一个行当有10000人去抢。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失业问题得到缓解，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错了。
用长远的眼光看，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有一些不足，尤其是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据我所知，在一些农村，生二胎的很普遍，甚至还有的生三胎、四胎。如果不堵住这一“生人生意”，失业问题的解决就会难上加难。因此，谈到失业问题，首先要想方设法限制人口的增长，出台一系列政策强化计划生育工作。例如，超标生育者不但要遭受经济处罚，而且还会被取消土地承包权；在城市中的盲流人员违法生育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等。
看眼前，解决失业问题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延缓就业战术
城市中的待业人员和农村中16周岁以上的闲散劳动力，国家可招募带工资的“预备役”，期限为3～4年。这些人员可在“服役”期间学习各种专业技术，如驾驶运输车，工程车以及其他工程设备，边学边干地从事国家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如治沙、水利、绿化、修路等。期间每月享有一定的劳动工资，期满后根据所从事的专业训练可获得专业培训资格证书。这叫“上山不下乡”。几年的锻炼不但在物质上会有所得，而且在意志上、德操和社会经验上受益匪浅。返回后将优先安排进入人才、劳务市场应聘，农村户口的可凭此培训证赴城市人才、劳务市场报名（未有此培训证的农村16～20岁的劳动力不得进入部分城市人才市场、劳务市场应聘）。如果国家每年能招募500万人，4年之内，将会有2000万人延缓就业，这种情况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实际上，大学的扩招生也具有延缓就业的作用。凡是类似的办法都可使用。这种延缓就业战术不但可适当减轻失业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还可适当地改变劳务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劳动者的地位由此得到一定的提升。
2．转移就业战术
劳务输出似乎已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再详述。但要提醒的是，劳务输出的思路还应放得更宽。能否有更多的人应征联合国维和部队？能否有中国人应征发达国家的兵役？能否有一部分人应聘于国外的急救、抢险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岗位？这些劳务输出不但可带来一定的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接受先进技术的培训，增加先进的管理经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转移就业不能变成转移需求。譬如，有些高中生花着巨资赴国外上学，表面上看是转移了就业（有些学生毕业后在国外就业），但实质上同时还转移了需求，将很多消费转移到了国外。如果这些学生把钱花在国内，例如一些名牌大学专门招一些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的自费生，将消费花在国内，毕业后再赴国外从业，这才是比较彻底的转移就业。
3．创造就业战术
通过改变原有的经济规模、格局等要素，可以在社会分工状况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某种行当的就业规模，从而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
例如，某居民区通过格局的改造，变成了一个封闭形的小区，该小区就可以安置一部分物业管理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
又如，一个小城镇方圆五公里，没有公交车。如果将它周围的乡、村都往这个小城镇聚集，使它的城市规模扩大，就可以形成公交、有线电视等产业，创造经济规模的基础，从而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
4．密集型就业
给那些手工制品的企业以优惠政策，促使它得到空前的发展。类似竹制品、草制品、藤制品的编织产业，往往是机器无力施展的行当，就得靠人工进行。对这些企业予以免税（或出口退税），能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用密集型的就业形式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
只要是机器施展不开的领域，都可予以关注。譬如雕刻、绘制而成的工艺品等。
5．扩展社会分工战术
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将类似“彩票”、“拳击”等行当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说它们如何如何腐朽。如今，彩票事业蓬勃发展，“散打王”的参与者也日见增加，且不说这些社会分工的新项目能给投资者带来多少利润，仅就其解决就业的问题来说；它使多少人走上了就业的道路。只要市场有需求，就可以将一些行当作为就业的工具。当然，有些行当会引起争议，譬如“三陪”服务业，现今的做法是一棍子打死，不允许它公开地存在，哪怕它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甚至还能促进一定的市场消费。封杀政策不能说不对，因为尽管这一“社会分工”确实能够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它同时会给社会带来无形亏损。例如，很多犯罪问题由它而生。但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给社会造成无形亏损。譬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生成企业垃圾，这些垃圾对社会绝对是没有益处的；又如，企业资本的成功运作，其结果必然会使投资者增加大量的货币剩余价值，而由此也就必然会造成“货币肿瘤”，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造成许多社会矛盾。我们能因为这些弊端而作出结论不让所有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吗？同样，“三陪”服务业也同样有弊端，问题的关键是有什么办法扬长避短。如果我们作出规定，今后，从事“三陪”服务业的服务员都必须具有大学（服务专业）的文凭，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全面的专业培训，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也知道如何保护他人和社会，这样的话，大学中就又多了一项专业，需要多少名新教师上岗？会有多少过去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进大学深造？能带来多大的市场消费？如果我们作出规定，所有从事“三陪”工作的服务员，均应每月接受一次卫生健康检查，这会使多少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有活干？如果我们作出规定，所有未婚、独身的人接受“三陪”服务进行消费均不视作非法，这样的话，使那些不太愿意早结婚的人和准备一生不成立家庭过独身生活的人都有地方在精神上和生理上放松放松，这对减轻人性压抑有什么不好？这对减少人口（少生孩子）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还有那些埋在专利仓库中的发明创造，本都可以成为扩展新的社会分工的行当，但我们总是在此方面表现得麻木，致使很多可以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工半途夭折。
6．鼓励晚育、不育战术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如何能减少人口才是当务之急。我们在给付独生子女费（一种奖励措施）的同时，对那些晚育、不育的人员给予了什么奖励政策？
如果农村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制定政策规定：凡只生一胎的，土地承包权可以由子女继承，农业户口可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让他们有机会住进城镇，用此种办法来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减少农村人口数量，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一些农村地区成了“生人场”，生一个不行生两个，生两个不行生三个、生四个，待这些孩子成人后让他们进城镇打工，使农村的底数没有出现减少的趋势，只是将农村新增的人口转移到了城镇。
将农村人口的数量减下来，必须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法，各种奖励政策都应配合着如何能减少人口出生率这一核心内容展开。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比城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更重要，甚至更难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今后的经济工作的成与败，恐怕就取决于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与坏。
由于扩大投资战术与扩大需求战术比较明显地能解决部分失业问题，早就为各国、各地方所关注和引用，故对这两种战术不作详述。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