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的救援还在进行中；国务院以及相关中央部委已开始启动了重建工作。然而由于这次受灾面积广，所以灾后重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对此见仁见智，我却认为中国特色的‘希望小学’模式是这次灾区重建可以借鉴的路。
中国特色的‘小学模式’，是有专门对某‘希望小学’有兴趣和有实力的人对口建立的模式；而且后期还提供继续支持与对口援助。这个模式对一些有能力为希望工程做贡献的人，提供了无限大发展空间；所以很多慈善家热衷于中国的希望工程，与这个模式得人心是分不开的。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面积也是相当广泛的。然而再大的面积，被中国实际面积一除；也就是相当有限的了。
也就是说，将这次受灾和重建的地方进行分管；实现以省为牵头的成片负责制。然后省内在进行二次分割，实现县市为牵头的二级负责制；最后是乡镇的对口负责制，实现‘一对一’的帮建之路。按照这个模式，我们中央的财政拨款也实行分级制；没有必要进行财政集中。这样既有利于对口支援，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的‘地震重建委员会’应该为‘重建协调委员会’；除负责中央财政的调拨外，主要是协调系统的重建过程。
从理论上讲，建立一个统一的灾后重建协调和评估机构；既保证加速开展重建工作，又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而且我们没有必要统一规划，完全可以分兵合击；发挥各区域经济的优势。我们现在到处要各团体和企业捐款，还不如让他们以股份制等多元经济体系；使当地的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地增长，而且这些对口支援的单位也有回报。为什么我们总是讲无偿援助，为什么我们不能经济联合体；因为现在与当初唐山地震不一样，那时全部是计划经济；今天我们已经步入到市场经济很多年了，我们可以建立有回报的援助机制。这样任何单位和个人，除支援灾区重建的精神外；还应该有一笔长期的股份投资。谁的投资决策正确，谁的受益就大；我们能不鼓励吗。
我们没有必要走斯里兰卡政府的重建之路，我们的财力与物力远远超过我们应该重建的能力；我们社会现在还有很多不能安排的就业人员，我们为什么总是鼓励少数人富呢；我们这次也可以对口到村，甚至能对口到户；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优势。
我们的确看到，有很多重建义款与拨款被不同级别的官员截留；我们要实行灾区救济与重建的两条线。灾区救济是政府一条线的管理，而重建是由对口单位或企业负责牵头；中央财政只负责自己应该下拨的款项，而组织与技术工作全部有对口人员负责。
是啊！根据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经验，重建阶段投入的经费、人力等资源，是紧急救援阶段的4倍甚至更多。我们现在对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确定有1)国家财政拨款700亿元；2)四川当地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3)各大银行提供的授信贷款数百亿元；4)国际组织援助；5)各类捐款。甚至还有民政部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行赈灾专项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全部用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我们通常说：我们要授之于渔，而不必授之于鱼；这应该是我们现代经济的观念。我们现在很多发达地区，本来就有计划向四川腹地发展的战略；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呢，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共赢。
是啊！我们这次地震的破坏程度不同，重建的难度也决然不同；我们同样应该坚持经济效益好的地区负责难度大的地区，经济效益差的地区负责难度小的地区；使起点不同，但发展的速度可以同步。我们现在不是规划新农村吗，我们也在研究区域经济链；这次汶川大地震，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舞台，我们完全能走出一条新经济之路。
地上本来没有路，有人走的就是路；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到了一个思考期，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重建作为我们的又一次改革试验田；走出一条自己的新经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