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北京一条衰败的胡同里，95岁的老人杜润生双耳失聪，瘦骨嶙峋，难以久立，他为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民地位付出了一生的努力。1981年的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概念，使更多的人不再谈“包产到户”色变。在波澜不惊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农村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这是何等的大智慧。
改革开放30周年后的2008年，100多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向杜润生老先生表达了集体敬意。他们认为，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原创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是的，知道如何去做，称得上有经验；在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探索去做而且取得符合社会发展的成果，就令人敬仰。杜老的一生就是这样，在那个视“包产到户”为异端的年代，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实为不易。在现如今这个观点“漫天飞舞”的年代，能够真正做到坚守自己笃信的原则的人已经不多，大多人都是随着所谓的主流随风飘摇。
一直以来，以马寅初、薛暮桥、杜润生、刘国光和马洪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虽然他们对那些包装华丽的经济学“时装”，可能并没有如今当红的经济学家熟稔。但是，实践证明，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却远远地超过了如今的经济学家。他们多是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为中国最终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可以讲，30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征程，是与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中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就是这样深刻地影响了刚刚逝去的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而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30年间的不少改革，往往都是先源自基层经济学者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发掘，然后以某种在经典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或者完全违背某个经济定律的理论形态出现，并被中国最高决策者采纳，然后以更直白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广。
虽然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已经雏形初现，但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并不比杜老他们当年奔走呼号的年代少，诸多的棘手经济问题，亟待经济学家破解。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远甚于杜老所处的年代。
因此，当代中国急需既深谙现代经济理论，又对中国国情有深刻认识的，并且远离利益集团能够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也只有这样的经济学家，才能给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指明清晰的运行思路，为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保驾护航。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太多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这样的时代，经济学家意见领袖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的经济学家体会着“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快感，同时也承受着诸多的“讥笑怒骂、讽刺挖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需要那些时常引起民众“共愤”，并对政策制定和经济运行形成噪音干扰的买办御用学者。
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少走弯路，迎来下一个繁荣的30年。中国经济学也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路径，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届时，中国模式的理论制度模型才有可能真正建立。正如弗里德曼在改革开放初期放言，“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句被不少人斥之为胡说八道的论断，在笔者看来却是弗老对建立中国模式的制度模型所需要的大智慧的充分肯定，希冀完成一套能够完全解释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确实十分艰难，或许将穷尽几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
注：傍晚从燕莎打车回家的时候，在广播里听到今天上午10时，将在大会堂举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消息，并和司机师傅聊起了这30年的一些事情，感慨不少，并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记录点什么。自从踏进经济分析和评论这个圈子以来，以马寅初、薛暮桥、杜润生、刘国光和马洪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一直是我最为敬重的老者，并时常以他们的言行鞭策自己，想想他们做的事情，就顿觉我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是何等的“堕落”，扪心自问，羞愧不已。于是，就有了上面的这些话。
特别是11月29日，在创新奖的颁奖仪式上，主持人许戈辉本以为杜润生老爷子年事已高，站立起来都困难，而且讲话也很费劲，按事先程序，其获奖感言请人代劳，不想此时正要走回座位的杜老忽然回头示意自己可以！报告厅里顿时掌声四起，是致敬，也是鼓励！那一刻，我和所有人一样，真为老爷子开心，台上十几位颁奖人簇拥着把他扶向演讲台（颁奖人比领奖人多15：1），看着他瘦骨嶙峋的手颤抖着打开演讲稿，每读一句话都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并努力把每一句都读得响亮清晰，瘦弱而倔强，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