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体会到的，在演化经济学的探索途径上，与其将制度演化与生物演化进行类比考察，还不如将人类作为生物或者高智能生物看待，从而制度演化就是在一般生物演化中获得生物特征的同时获得社会特征的演化过程。这样我们不禁猜想，在人类自身的生物演化历程中一定存在着为社会的可能提供证据的事实。
1995年，Tim White与同事在Nature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他们于1994年在Ethiopia（埃塞俄比亚）的Aramis发现了一具几乎是完整的骨架化石，报告认定这是一种新的原始人——大地古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1]，他们生活在约440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地猿始祖种枕骨大孔(magnus foramen)的位置比今天的大形猿类动物都靠前，这意味着地猿始祖种可能已经是双足行走，牙齿的牙冠较平，具有原始人类特有而猿类所没有的非切齿的犬齿。而在2000年，Pickford and Senut（2001）宣布他们在Kenya（肯尼亚）的Tugen Hills (图根山)发现了奥罗林—图根人(Orrorin tugenensis)[2]，从出土的遗物来看他们应该生活于约600万年以前，他们类似于南方古猿，是两足行走的原始人，能以树为家[3]。其后Haile-Selassie（2001）在Ethiopia（埃塞俄比亚）新出土了一组约520-580万年前的骨化石，他宣称这些骨头来自一种两足行走的原始人，属于地猿始祖种下的一个亚种，取名为地猿属始祖种卡达巴亚种(Ardipithecus ramidus kaddapa)，化石的颅下和牙齿方面的特征表明，这种原始人在物种史上接近于黑猩猩与原始人类的共同祖先[4]。
1995年，Meave Leakey和她的同事也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即肯尼亚北部的南方古猿属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湖畔种生活在约390-420万年以前，是已知的南方古猿属诸种之中最为古老的。胫骨（tibia）的构造表明，它是双足行走的[5]。之后，White(1997)又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南方古猿属加利种(Australopithecus ghari)，这种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250万年以前的原始人，表现出南方古猿中体态颀长一类和强壮健硕一类两种体质特征的混合[6]。
以上人类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从600万年以前的奥罗林—图根人(Orrorin tugenensis)开始，古猿或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两足行走。或许由于气候变迁,热带雨林消失,果实日益稀缺,或许纯粹偶然地,一些“四足猿”为求生存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成为更频繁地使用“两足”的猿类，于是“手”就逐渐呈现出来，这使得石器工具的产生成为可能。而经由不可逆的演化过程，从其后代的解剖学特征来看，手臂相对于腿的长度、肩关节的扭转方向以及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已经不再容许他们轻易爬树了。现代实验表明，“两足猿”并不比“四足猿”更“节能”，故而“两足猿”的优势几乎全然在社会交往方面。直立的上躯有助于降低相互威胁时的“信息成本”——因为上躯可显示出双方肌肉的力量。而较低的信息成本减少了利益冲突的双方交恶的概率。依此类推，“两足猿”的族群要比“四足猿”的族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何况，有了“手”的“两足猿”可以向同类以“手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动物行为学家认为,任何动物种群的交往,以前肢相扑都比犬牙相向要“礼貌”得多[7]。同时，直立的身体为发声提供了便利，并为语言的出现准备了身体条件，而语言的出现使得交往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大大扩展交往的范围，因为至少语言为主体间客观性的达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1998年，Leakey和她的同事在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带的Lake Turkana (托卡那湖)地区的350万年前的地层里出土了平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的颅骨化石，平脸肯尼亚人虽然比南方古猿属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稍古一些，但他们臼齿小，面部大而平，颅骨外观在解剖上更像现代人类，因而得到了原始人类分类中一个新属的地位[8]。美国Stanford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Richard G. Klein（2002）认为，脸部扁平具有重大的演化人类学含义。嘴向前方突出是“四足猿”的脸部特征,而“两足猿”却具有一张扁平的脸部。人类学家以前也许过于关注“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脸部扁平”在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作用。Klein解释说, “四足猿”由于长有长脸和獠牙,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所以社会交往的效率很低；相比之下,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却和谐得多,更容易演绎出以“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在从猿到人的演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9]。Illinois University的考古学教授Stanley Ambrose (1998)的研究表明，4万年前生活在“黑夜与黎明交界处（Enkapune Ya Muto）”的东非高原的智人（Homo spaiens）已经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他们已经广泛使用“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了[10]。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从500cc增大到1400cc以上（Klein, 2002；汪丁丁，2003a，2003c）。Kudo and Dunbar (2001)的动物行为研究也表明，灵长目动物个体的脑量增长是与个体的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的[11]。而脑容量的增大又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于是原始人类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倾向于友善、包容，而以某种共有的相似特征作为识别符号共同生活在一个可相互影响的区域内组成族群[12]，在这样的族群里个体获得因遵从某些共享意义行事而致效用增进的锻炼和体会，这使个体更倾向于尽可能留在族群中而不被驱逐，在这样的方式下原始人类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物存续进而成功演化。生物学家Haim Ofek在其著作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2001）中沿着Adam Smith的“人类演化的经济起源”思路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了，正是人类独有的商业交换的社会交往倾向，导致了大脑容量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的出现[13]。
[1] See: White, Tim D., G. Suwa and B. Asfaw (1995), Correction, Nature, Vol. 375, p. 88. 汪丁丁（2003a，2003c）在他的论文中称之为“根人”。参见：汪丁丁，2003a，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2期；汪丁丁，2003c，合作与信誉在人类起源中的意义[J]，学术月刊，第9期。
[2] 汪丁丁（2003a，2003c）在他的论文中称之为“图根的始人”。拉丁文学名的规范的生物学中文译名“千禧古猿属图根种”。参见：孔陈焱，2004，跨学科研究的规范——从《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一文谈起[J]，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
[3] See: Pickford, M. and B. Senut (2001), Contexte Geologique et Faunigue des Restes d’Hominides du Miocene Superieur de Lukeino, Kenya, Compte rendus de l’Academic des Sciences-Serie IIa-Sciences de la Terre et des Planetes, 332.2, pp. 145-152. 参见：李讷(Charles N. Li)，2004，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环节”和语言的起源[J]，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4] See: Hail-Selassie, Y. (2001), Late Miocene Hominids from the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Vol. 412, pp. 178-180.
[5] See: Leakey, Meave G., C. S. Feibel, I. McDougall and A. C. Walker (1995), New Four-million-year-old Species from Kanapoli and Alia Bay, Kenya, Nature, Vol. 376, pp. 565-571.
[6] See: Berger，Lee R. and Brett Hilton-Barber (2000), In the Footsteps of Ev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eographic Press, pp. 36-37. 南方古猿属加利种的ghari意思是“惊讶（surprise）”，因此，汪丁丁（2003a，2003c）在他的论文中称之为“惊讶人”。
[7] 参见：汪丁丁（2003a，2003c）。
[8] See: Leakey, Meave G., C.S. Feibel, I. McDougall, C. Ward, and A. Walker (1998), New Specimens and confirmation of an early age for 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 Nature, Vol. 393, pp. 62-66.
[9] See: Klein, Richard G. (2002), 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 A Bold New Theory on What Sparked the “Big Bang” of Human Consciousness, John Wiley. 参见：汪丁丁（2003a，2003c）。
[10] See: Ambrose, Stanley H. (1998), Chronology of the Later Stone Age and food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ume 25, Number 4 (April 1998), pp. 377-392.文献中介绍，在东非发掘的古猿岩洞里出土的几千块化石里包括六百多个大约是从蛋壳上剥落的细微碎片。这些碎片其实是13个直径约6mm的圆片碎裂后的残余化石。以东非智人的能力,每片这样的圆片需要成年男性打磨几个小时,而且在“成品”附近出土了十倍以上的“废品”和“半成品”,可以想象打磨者们对圆片工艺的要求之高和对圆片的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大。对于这批“工艺品”的功能, Ambrose的判断是: 这些原始人类已经开始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而花费较长的宝贵劳动打磨一片这样的礼物看来是合算的，因为这样礼物可以维系的社会保障系统。借助于社会网络,早期人类比单独的群体更能够应付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甚至冲出非洲。
[11] See: Kudo, H. and R. I. M. Dunbar (2001), Neocortex size and social network size in primates, Animal Behaviour, vol. 62, pp. 711-722.
[12] Wilson（1975）对生物学中的群落或族群（groups）的定义是，“任何组织体的集合，这些组织体同属一种类，它们在一定的时期内相互交往，保持一致的程度远高于和其他种类保持一致的程度”。See: Wilson, Edward 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 See: Ofek, Haim (2001), 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哈伊姆·奥非克，2004，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