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灾区的重建工作启动了,网络上对灾后重建方面的建议铺天盖地。然而对灾区重建后的经济支撑点在哪里,却很少有建议;看来这建议的群体,大概除了媒体工作者外;多数还是社会青年,所以专业的建议的确不多。本人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认为灾后重建的‘发展经济’比‘安排生活’更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受灾期间‘八方支援’的社会,而经济建设就是自己的事了;看我们这些年政府提倡的‘西部经济’,却没有什么人有热情。为了保证这次灾区重建的经济发展之路,所以我提出了‘有偿援助’与‘希望工程’的重建模式;使灾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地增长放在突出的位置。
是啊!这次汶川大地震,摧毁的不仅是生活;更大程度上是经济的摧毁。比方说,我们农民以种田为生;地震使他们房屋倒塌,但决不会是田地消失;所以几个月把倒塌的房屋建好,基本生活就又恢复了。然而对于其它产业的经济恢复,远没有农业这么简单;比如说旅游业,再生产的投入和周期就比较长;要达到地震前的状况,那就不是几个月能够实现的;有时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由于地震是对经济链的全面摧毁,所以恢复经济实际缺少的是支撑点;如旅游业的摧毁,是硬件资源全部破坏了;需要直接对硬件资源进行投入。而灾区生活都困难,那里能进行新的投入。于是旧的损失加新的投入,对灾区的人民来说就是‘难上加难’。
我们通常说:我们要授之于渔,而不必授之于鱼;这应该是我们现代经济的观念。我们这次灾区重建,由谁来‘养鱼’是第一步;现在灾区的人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他们用什么去‘养鱼’;然后才是‘捕鱼’。这个周期,这个投入;就是灾区经济增长点。
当然我们在灾区构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为了改变我们社会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看我们每年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就知道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多么不平衡;人口密集地却经济落后,所以这里的人全部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结果春节回家,等同于我国人口的一次大迁徙;这不仅浪费了我国的资源,更是社会不和谐的基础。
我们要改变经济结构,必须要有新经济思路;看我们有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臃肿,所以分流后续经济实际是这些经济体的战略设想。我们以这次灾区重建为契机,立足于四川腹地为舞台;使我国西部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这样的经济发展构成的生态经济链,也为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提供了新的平衡。这既是我国经济导向的原则,也是地震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这是一个多方长期的战略共赢,也是我们社会真正和谐的基础。
我们的市场经济到了一个思考期,实际就是考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是我们构筑经济可持续稳定地增长的路。我们的现在强调企业无偿捐款,结果企业的回报在哪里。如果我们把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援助,变成新经济的源泉;使得这些援助增值,这不比无偿援助更得人心吗;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总认为‘在那里跌到就能在那里爬起来’;实际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六千多万人,有多少成为百万富翁了;倒是我们没有下岗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多的是。所以我们灾区人民想一年二年就能富起来,这是太天真的想法。正因为如此,灾区的人有债先背着;使外来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撑点,灾区的人总有一天会还清债务的。如我们现在某农民投资了几百万搞农家乐,结果地震使其一无所有;如果国家再鼓励其投资,其难度是何其大呀。这时我们引进新经济思想,由对口单位或个人在原来的基础上投资;股东是外来者,经营者是当地人;这是不是能逐步使当地人富裕而还清债务。
现在我们有很多经济实体,早就想发展上下游产业;这次地震的灾区,完全能够实现这两者的结合。这样的产业结构,使灾区有经济增长点;也使对口扶持单位有回报。要知道我国的希望工程那可是义务的呀,而这样的新经济援助却是有回报的呀;这能不调动援助者的积极性吗。
是啊!生活援助是无偿的,这应该是由政府牵头;而基本建设的投资同样是政府买单。至于灾民的安居工程,可以实行政府补贴部分;再向对口支援单位借贷一部份,用日后的经济收入作为还债;这是不是比清一色的捐款更得人心。
现在灾区的人很矛盾,是出来赚点钱再回去重建家园;还是现在就在恢复生产中‘自救’。其实这是一个导向的问题,没有经济增长点的快速注入;还不如出来争取一点原始积累。如果有经济增长点的介入,其实尽快恢复生产才是最有效的重建。这个问题不是由灾民们自己能够选择,而是我们社会应该尽快使灾民知道自己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