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广告宣传中,最主要的是把舆论炒热,因此最好的方式是能够成为话题,而由竞争对手或诉求对象讲的一句话,比自己吹嘘要有100倍的功效。
战国未期秦国本是一个贫僻的国家,连最起码的国家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诚如孝公继位后小的求贤诏说的那样: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後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为此这个年青的君主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个时候在魏国混不下去的商鞅跑来了,通过三次面试,年青的君主决定冒一次险,用了商鞅,而这个商鞅也的确很厉害,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主到了第二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于是商鞅在这个时节预备来个痛打落水狗,狠狠的给受了重大创伤的魏国一击。但就是这个时候,秦国的国力会强大到哪里呢?事实也证明了,秦国连严重受创伤的魏国都不如,这一仗之所以能够胜利,完全在于商鞅耍奸计而到来: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商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而真正让秦国国力得到世界认可的不是商鞅,而是苏秦,商鞅成功的案例大大的激励了功利主义者苏秦,他在商鞅死后跑到秦国,预备像商鞅那样一展才华,但这个时候秦国的政治气氛完全非孝公时期可比拟,这个时候的秦国,上下充斥着反外籍政客及外籍政客的政治理念,保守主义的弥漫朝野,苏秦在不恰当的时间跑来了,自然碰了一鼻子灰,于是他反过来提倡合纵,鼓励六国联合抵抗秦国。而为了促成六国的联合的早日完成,他可不是马英九,他可并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还看不到结果,于是他使用了恐怖主义的广告诉求,以此来吓唬六国的诸侯,也正是在他的吹嘘中使六国诸侯高估了秦国的国力,也终于出现了日后这些领袖们在决策时总会犯恐秦症的毛病,苏秦的本意只是想报复秦国的不识货,但最后的结果是无意中让秦国的国力膨胀了。 而今天,中国在西方媒介帮助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美化也是事实------经济快速成长,国力强大,充满希望。对于这种渲染,我不知道西方媒介它的用意到底在哪里?的确邓小平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在争取大家对中国的这股‘新’力量的认可。经过30年的改革、组训,中国自建国以来的组织与意识形态都胚变,人贵自知之明,但对于中国的国力我个人的认为是:绝没有西方媒介所形容的那样夸张。
至于西方媒介为什么要这样追捧我们呢?其目的跟苏秦的买卖很接近:无他意在围堵我们,而在西方民众中造成为一种恐怖气氛,从而为他们的政府实施围堵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为他们的合纵行动提供了法理基础----接受了人民的信托,必须尽保护人民的职责。因此对于他们过度吹捧我们的言论我们应该有一个平常心来对待,不要人家一吹一嘘,弄的自己云里雾里飘飘然了。
当然对于那些对中国的负面评论和报道,我们也应该做到“兼听则明”。孔庆东的观点就很值得我们肯定:人家说得对,咱就更可以发现国内回避的问题;人家要是造谣,咱也能知道国内那些汉奸的理论武器是从哪里来的。
孔子曾就说过:有者改之,无者加勉,当政者中子产就做的很好,他的觉悟也很高: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
子产是公元前540年以前的人,2600年后的今天,我想随时代的进化,当政者的认识自然比子产更高些,所以对于不同的声音,子产都能够乐于接受,何况是今天呢?这种兼听不仅适用于外部的声音,我想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内部的不同声音: 基于对西方媒介的用心考量,对于西方媒介传播下的中国国力,我认为是可以打过四折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真实的中国到底如何?最近中国的天灾频仍发生,对其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变,的确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知我们自己的另一种检验角度。中国今年以来天灾频仍,人祸不断,尤其雪灾来袭,半壁江山陷入瘫痪,经济严重受创;接着发生四川大地震,死亡数万人,灾情惨重,令人同情,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也凸显了我们的基础建设的品质粗劣的事实,以及现有救灾、维生系统无法发挥功能。 的确中国在这些天灾异象下反映出来的脆弱形象,与近年来中国崛起的强大外观对照起来,显得格格不入。一面是脆弱、不堪一击、维生救灾系统不足的中国,另一面则是经济发展快速、奢侈浪费、高楼林立的中国,形塑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不均激化,地区发展失衡,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国民收入数倍于内陆。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系国际公认衡量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权威性指标,中国官方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一九九四年已超过濒临危险界线的零点四,十几年来其贫富悬殊的现象恐怕只有更加严重。由此可见,中国在发展经济同时,社会安全失序,分配的正义失衡,美国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谢淑丽称此为“脆弱的超级大国”(fragile superpower),也的确点出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 而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必须面对的,在时艰面前我们当前需要做的是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一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需要我们具有一种自知之明的态度,需要我们反思自我的勇气和胆识,需要我们保持一种兼听则明,有者改之,无者加勉的正确的态度。而这些恰好是当前的我们所缺失的。 那么就让我们在天灾面前,在天灾所暴露出来的我们的脆弱处,重新认识我们吧。想甩掉脆弱这个该死的前缀,那就让我们现在就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