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经济结构转型驶入了快车道，农业劳动力纷纷流向非农产业，促进了农民就业模式的分化，而影响农民就业选择又有很多因素。本报告根据对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农户的问卷抽样调查资料，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和决策模型，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各个因素对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和选择的影响。
一、引言
农民增收是现在我国经济中的热点话题，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则是研究的重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从影响和制约农民就业选择因素的角度来分析的研究却很少见到，本报告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农民职业已分化成八大方面：1.农业劳动者群体；2.农民工群体；3.私营者群体；4.雇工群体；5.乡企业管理者群体；6.乡村管理者群体；7.农村知识分子群体；8.其他从业人员群体。究竟哪一种职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最优选择，学术界争论很多，目前还无定论。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都是发生在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转变之前。也就是说，在外延型增长阶段上，工业的规模急剧扩大，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增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提供了机会。这样，当经济增长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的时候，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进入了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这时，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再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效益的提高，工资水平明显增长，整个社会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然而，中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一段最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样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工业中找到就业机会。
所以，要切实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而这又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影响和制约农民就业选择的因素，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本报告试图从广东省入手调研，掌握广东农民收入的变化和现状，了解其就业的各个渠道。进而分析和探求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途径的一些有效的可行的方法。
二、调查方法及数据来源
此次抽查选取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作为抽查点。梅州市总面积
此次抽查的丰顺县地处梅州市的东南部，经济处于梅州市的中下，2001年的经济总量为19.78亿元，人均GDP约为370美元。该县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正逐步向城市工业转移，对了解广东农民就业选择因素是很有代表性，从下文抽查的结果中也可见一斑。
本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随机抽查其中85户农户，问卷包括家庭基本情况、成员（16岁或初中毕业以上、60岁以下的在业人员）就业、收入、就业期望等27项条目，以2001年为应答对象，有效问卷236份，所得数据以SPSS进行分析。
三、模型选择与因素分析
（一）Logit模型
1. 模型选择
在分析微观因素对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和选择的影响时，农民就业模式的类型是个因变量。鉴于农民就业模式的类型是定性而非定量的，为此我们构造一个简单的0－1型虚拟变量，表示农民就业模式的类型。改变量只能取0或1两个值。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取0；当农民选择非农就业时，取1。
把农民就业模式的类型作为因变量，且定义为0－1型虚拟变量后，可以用一系列反映可能会影响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和选择的微观因素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选用合适的模型，将因变量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籍此判断哪些因素对农民务农与否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判断决定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和选择的重要因素。
鉴于本次调查和分析的以上特点，我们采用了Logit模型，来分析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和选择的影响因素。其基本形式为：
Y=1/(1+e-z) 其中：Z=α+β1X1+β2X2+ …… +βqXq+U
Y=0 （不采取某抉择） Y＝1 （采取某种抉择）
X1、X2……Xq 分别为解释变量或影响因素 U为误差项
2. 因素分析
本次Logit模型估计过程中所用数据，除了农民就业模型的类型外，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影响农民就业模型分化的微观因素，即：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劳动人口、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地点等。拟用家庭因素和自身因素两类因素分析，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劳动人口反映的是农民所在家庭因素，其他因素反映的是农民的自身因素。（教育程度以接受普通、正规教育的年数来划分为五个等级衡量；性别和工作地点分别用一个0－1型虚拟变量来表示。）
利用调查数据，运用SPSS软件分析，得到下表：
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
从Logit 模型输出的结果可知：
⑴ 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民就业模式的分化有负向影响，但不是很显著。这意味着，耕地越多的家庭，其从事非农产业的动力越小，但其与耕地少的家庭差别并不大，因为在该地区各村农户耕地面积都不大，人均基本都在0.5亩以下。单靠种粮很难糊口，调查数据显示，仅仅靠种粮为生的家庭通常都是入不敷出。
⑵ 农民的年龄对农民的就业模式选择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当地劳动者的年龄结构有密切关系，前面我们知道，该地区劳动者中年占58.2%，青年占34.2%，中青年比例为92.4%。这样的年龄层次结构当然不会成为其就业选择的主要因素。
⑶ 农民的性别对其就业模式的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实现就业模式的分化所受的约束较小，容易从事非农产业。导致女性农民更加趋于务农，而实现就业模式分化受到较大约束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家庭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格局。
⑷ 农民的教育程度对其从事非农产业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文化水平越高，其就业越趋向于非农产业。在该地区农民的非农就业中，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在乡镇企业中工作，主要是进入喇叭厂上班；二是属于家庭经营性就业，从事一些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其家庭经营性就业；而乡镇企业也往往以劳动力具备一定文化程度为招工条件，因此促成了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正向影响。
⑸ 农民的工作地点对其从事非农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结果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农民的工作地点越是在本村以外，就越难较多地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其就业模式选择就越多地趋向于非农产业。
（二）决策模型
针对农民就业的问题，学者们往往用二元结构论等宏观理论与期望收入等微观理论进行分析。但是，仅仅停留在笼统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来研究农民就业问题，不能解决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更加细化的层面着手，即宏观社会层次、中观社区层次和家庭层次以及微观个人层次。下面，我们建立了该地区农民就业选择的决策模型加以分析。
1. 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扩张力
我国农业社会结构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进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或加速发展阶段。由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加之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无不受其影响，无不带有转型或转轨的特点，农民就业模式的分化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实施，使农民拥有了使用土地的支配权，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空前提高，缩短了农时，减少了人力，创造出大量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农民走出田间、从事多种经营并实现就业模式的分化便有了可能。与此同时，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门户逐渐开放，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也有所松动，并逐渐放开粮油等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为农民较自由地流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这就加速了过去固化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松动与转型，束缚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逐渐被打破，为农民就业模式的分化提供了强大的扩张力量。
2. 不合理的社区机会结构——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直接推力
“机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机会的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首要特征和先决条件。开放的机会结构，把机会平等地提供给每个个体，鼓励机会的竞争，鼓励通过个人的能力与成就而不是以世袭的社会背景来达成社会流动。它有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机会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结构空间，即机会的多寡；二是结构弹性，即获得机会的难易。
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维持区位环境中人口及生存机会均衡的机制。当一个社区的人口数量与生存机会不成比例时，最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就是人口的社会流动。而决定或影响生存机会的因素至少包括资源总量、分配制度、利用资源的技术及经济活动的方式。当一个社区改进了其利用资源的技术、调整了其经济活动组织，便有可能增加生存机会，减少甚至不会导致人口外流。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区功能是由人、信息、资金、物质等结构要素所决定的，社区的结构越合理，则社区的功能越强，反之则弱。丰顺县属于山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资金匮乏，信息也很闭塞，且该地区的耕地资源严重短缺，无论是从家庭耕地面积还是人均耕地面积来看，人地矛盾都是十分尖锐的。在该地区农户中，耕地面积达到6亩的仅占1.7%，耕地面积不足3亩的农户竟有70.9%。即便在这样短缺耕地的情况下，分配也极其不均，该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的农民占总人口的71.0%，但却仅占有总耕地面积的52.1%，也就是说，该地区不到30%的人口占有近一半的耕地面积。
这种人地矛盾突出，社区资源分配的刚性和机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直接推动了该地区农民外出工作或从商。
3. 非农产业较高的比较利益——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拉力
期望收入理论认为，农业劳动者流向非农产业，取决于他在从事农业的收入和从事非农业的预期收入两者之间的比较。西方古典推拉理论也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
有关资料表明，1993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为2.6/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地各种补贴、社会福利和住房补贴等，在农民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后，实际的城乡差距可能达到4倍以上。就人均收入增长而言，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比，1981年为2/1，1983－1984年为1.7/1，1986年为1.95/1，1987年为2/1，1990年为2.2/1，1993年为3.1/1。长期以来，农副产品的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剪刀差一直呈扩大之势。例如，1993年农副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2%，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上升了16%。近两年来，这种价格剪刀差使得很多地区的农民种地耕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对于地处山区的丰顺县各乡镇而言，其农业比较利益低到了极点。该地区农民种地收入微薄，平均一亩地年收入仅为480元，扣除各种税费331元每年，实际一年纯收入不到150元。如此低的收入加之子女教育、生活等费用的上涨，很多家庭都入不敷出。可见，仅仅依靠农业，该地区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生理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更不必说发展、享受等高层次需求的满足。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日益加速，其社会开放程度也日趋增大，那些率先外出务工的劳动者，不仅口袋鼓起来了，而且带回了城镇大量的信息、全新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优越的劳动条件、可靠的医疗保障、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及美好的事业发展前景等高层次需求，都被提升起来了，从而成为该地区农民所追求的目标。
总之，城镇非农产业具有较高的区域比较利益和产业比较利益，两者的合力构成了该地区农民流向城镇非农产业的巨大拉力。
4. 家庭――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外在驱动力
在我国传统的欠发达农村地区，家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结构组成因素，或者说是核心因素，其他社会结构组成因素都围绕着它进行组合和排列，因此有人称我国传统农村社会为“家族社会”。
在农业劳动者就业选择决策过程中，家始终处于决策模型的中心。在经济制度和政策等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等同的条件下，家庭劳动力是否流向非农产业表现为权衡流向非农产业的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农户所拥有的资源（劳动力、耕地）和农业收入状况，是决定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的基本条件。对丰顺县各乡镇而言，过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较高的非农预期收入、过少的耕地、过低的农业纯收入等四大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该地区农业劳动者流向城镇非农产业的外在驱动力。而远离家人、文化冲突、生活不适应等则是农业劳动者外出就业的心理成本，在外费用诸如路费、办证费、伙食费、住宿费等也是影响农民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这些构成了其就业模式分化的阻力。
5.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内在驱动力
在研究农民就业问题时，离不开农业劳动力的流动，一般农业劳动者流动就业都是在非农产业中。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流动而另一些人则不流动？为什么此类型的人比彼类型的人更容易流动？这就是流动的选择性，流动的概率对于所有人而言并不是均等的。具有某些特质的人比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更容易流动，换句话说，只有具备某些特质的人才能成为流动者。具体来说，农业劳动者流动与否和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关。那些具有较高素质，如受教育程度较高，身体状况较好并富有进取精神的人对流入地或流入行业的正向因素能做出积极的反应，比流出地的其他人更趋向于流动。
我们对该地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教育程度）与流动状况做一分析，见下表：
教育程度－工作地点 2001年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流动就业的趋向增大。小学文化的只有23.7%外出就业，初中有57.8%流动就业，高中这一比例则为62.8%。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越容易接受新鲜事务，他们往往成为外出就业、从事非农产业的主力军。所以，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构成了农民流向城镇非农产业的内在驱动力。
综上所述，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结构因素及比较利益因素）、社区机会结构、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等对该地区农民的就业选择决策而言，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环环相扣的。由宏观、中观再到微观，再由微观、中观到宏观。社会因素主要通过社区机会结构、家庭因素，才对农业劳动者个体的就业选择发挥作用。反过来，个体的就业选择决策除了个体本身因素之外，离不开家庭、社区乃至宏观社会等力量的作用。
为简明地表述该地区农民劳动者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我们建构了以下模型：
可见，农民劳动者流动就业与否，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的扩张力（F0）、城镇非农产业的拉力（F1）、社区不合理的机会结构所形成的推力（F2）以及来自家庭和当事人的外在驱动力（F3）和内在驱动力（F4）。克服各种阻力（F5）所形成的合力的结果。若以上六力的合力大于零，流动就业就会发生；若以上六力的合力等于或小于零，流动就业就难以发生，农业劳动力仍旧从事农业生产。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各乡镇农民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本报告运用了Logit模型和决策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析了各种因素对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和选择的影响。分析表明：
1. 总体而言，农民就业模式的分化和选择主要取决于农民的自身因素（内在驱动力），农民所在家庭因素（外在驱动力）的影响仅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民就业模式分化，应该主要根据农民自身因素的不同，采取不同而又有效的调控对策。
2. 相对而言，在现实条件下，男性农民比女性更容易实现就业模式的非农化。所以，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女性农民就业模式的多元化。而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要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应在农村广大地区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应使女性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工作等其他权利，使女性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其次在落后地区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力度，使当地人民转变“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从而使家庭中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非农行业。
3.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该地区的长远发展。
4. 对于农民到本村（乡）以外工作，采取程度不同的鼓励或抑制政策，可望收到调整农民就业模式结构之效果。鼓励农民外出就业，有利于农民就业模式的非农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为了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的彻底转移，促进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现有农村政策应该实现由鼓励离土不离乡到鼓励离土也离乡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除可促进农民就业模式分化的深化外，还将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布局集中，推动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
5.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力度，促进农民就业模式的进一步分化。
一方面，要加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增加农民收入。在与所抽查镇领导交谈中得知，目前他们正在尝试着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在我们所抽查的某乡中，其总耕地面积2000亩，已租出将近1/4的耕地给台资等企业作经济作物的种植，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逐渐向集约化经营迈进，转移了当地近1/4的农业劳动力，且一亩地租金收入250元，比耕种所得多出近100元，再加之转移出的农民可以从事非农生产，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当地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在政策层面引导农户进入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链条，实施“公司带农户”经营模式，达到规模效益。
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丰顺县的支柱工业为加工工业，其中玩具喇叭的产量占全国的40％（包括OEM），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虽然工资低微（月收入300元左右），即使如此，当地农民也都愿意在农闲时进厂工作。调查结果显示，当地至少有10％的农民从事喇叭生产。
总之，政府在对于农民就业选择方面要尽量减少消极因素，在制度层面上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
综上所述，在影响和制约广东农民就业的各种因素中，应尽量发挥有利因素（即扩张力、拉力、推力、内在和外在驱动力等）的作用，增加就业途径，往充分就业的方向迈进，提高农民收入，增强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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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林刚. 东乡族苜叶里社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研究. 西北师大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6).
原文刊登于财经科学2004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转载。
16003平方公里，人口约为500万，占全省人口6.5%，平均310人/平方公里，略低于全省的400人。2001年经济总量为189.49亿，不及顺德市容桂的1/2，占全省的1.9%，人均GDP约455美元，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4强，可见，梅州市的经济水平在广东省是处于中下位置，而且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在广东省相对贫穷的地区中，河源、清远、云浮、汕尾、阳江、湛江、肇庆、韶关等市的情况与之相似，所以，选择梅州作为抽查对象是有普遍意义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研究落后地区、了解落后地区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广东乃至全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