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凯恩斯的著作一贯就是以艰涩而闻名，曾经有学者就明确的指出他的文章隐晦有如J. Joyce的小说；不过，只要是细读过此翁的著作的人，大概还是知道凯氏他要表达的讯息的，其实端的也很简单：他讲的第一个道理是世界是不可知的，以此推及未来亦是不可知的。这点我亦不得不恭维他，事实上这正是我一贯的认识,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哲学编第一节里,有过很精准的论述:“~~~~~~~~思维永远不能够从自身中来,而只能够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而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约.狄慈根在他自己的一部书里继续发展了恩格斯的观点，约.狄慈根在他的《漫游》一书里写道：“我们可以看到、闻到、嗅到、触到、听到绝对真理，无疑地也可以认识绝对真理，但她并不全部进入认识中，不言而喻，~~~~~~图画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接近一致而已。 这位工人出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人的认识过程定义为运动的动态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与恩格斯又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被认识物本身也是运动的、是动态的，比如在画家画画的时候，你的模特儿还是以前他的客观存在吗？显然不是，在相互运动中他的心境和他的行为都已经起了变化。我们的图画反映的仅仅只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即模特儿已经受到我们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客观存在。但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忽视了被认识物的运动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借助齐美儿的认识来补充他的不足------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无数个个体（它包括了我们及我们之外的一切自在之物）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来影响个体，个体同样可以从自我出发，对世界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将会汇入世界这个整体，再去影响其他的个体，令他作出对世界相应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将反过来影响世界这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去影响每个个体。这种相互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世界是动态的是一种化的性状。 就是在认识对象被假定静态化的前提下，我们的这位工人出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得出了他那伟大的结论：“图画不包括对象的全部，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务必要注意这一点）。关于这个我已经做过很多文章了，有可能的话，我很乐意把它们结个集的，这里按下不表。 而凯恩斯的另一观点则是经济萧条可能漫长至“政治上无法忍受”。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风起云拥的史实的确证实了这种可能。 我们前面已经谈论过了，因为世界本身的运动性及人类认识的过程落后与外界的事实，导致了世界具有不可知的特性，而这点也就决定了人类本身理性的深度和宽度，换而言之理性是有限的，正是基于此，也就决定了人类活动，特别是市场活动事实上就是一场自认为理性的感性活动，亦既主观心理活动---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是人对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商品的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同样商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商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投资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理论经济学应当研究“商品与人类欲望滿足之间的因果关系”﹐亦即购买者与其对象的商品品在交易行为中的心理反映关系。购买者对对象商品的滿足欲望从而对购买者的财货和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的评价中引出价值﹐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交易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估值的过程。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投资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一定量资源对于滿足欲望具有一定意义﹐该资源便获得了价值﹔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不过是他们在人的主观认识上所具有的满足感的显现﹔价值量的大小是由商品滿足欲望意义的大小決定的。商品价值的本质和尺度都纯粹是主观的﹐与购买对象的本身和企业的价值有联系,但不是必然的. 而这种主观性恰好是整个人类活动不稳定的根源，这种特性，引发人类行为经常出现“羊群行为”（herd behaviour）和非理性冲动（Animal Spirit）的决策，令我们的主观活动一步一步的将我们的标地的价格推高或打压到一个远超越其“内在价值”的境地，这就让非理性繁荣和非理性萧条成为可能的根源。 凯恩斯也明知道这点，但经济萧条可能漫长至“政治上无法忍受”这点让他看不过眼了，为解决这个大问题，凯恩斯早于一九二一年写成《或然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试图通过数学推理使‘不可知’变为‘可知’，以提高投资者的‘测市能力’。这就如同，一个人明白的知道，毒品的害处，但他望着一个戒毒的人，为此而受的痛苦------口吐白沫、不停的痉挛~~~终于使他起了恻隐之心，虽然没有给戒毒者以鸦片却给了他吗啡，并且告诉他这样或许会更好些。 其效果是可以想见的了。 凯恩斯对经济久沉不起的观察是正确的，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一九五二年才真正复苏，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后就是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都是显例。 凯恩斯所担心的我也完全赞同，确乎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衍生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当经济长期衰糜不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活在饥寒边缘时，这一切确将为那些‘偏激（极左或极右）政治’的兴起提供了温床，而为世界带来灾难。 对内三十年代德国的例子说明这种危险性。一九二八年德国经济蓬勃兴盛，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率百分之二，其后华尔街大崩溃拖累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欧洲首当其冲，德国无可避免备受冲击，1930年纳粹得票率增至38趴，失业人数期内由二百多万翻二番至六百余万，33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便上台执政。 对外，1929年开始了全球经济危机，因为美国是日本经济和外交的支柱，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们来看当时的资料统计： 1931年日本的农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矿业生产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业者最多时则增加了70%；1931年与危机前的192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8%， 出口减少47%，个人消费支出减少17%，设备投资减少31%，民营工厂工人减少1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13%；制造业纯利润从1929年上半年的5%下降到1930年的1%；股票价格指数从1926年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农林水产业纯生产额下降到1929年的57%。1930年和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从日本国解密的档案表明尽快转移国内矛盾是日本当时悍然发动九点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经济危机‘兹事体大’，凯恩斯因此认为政府不能坐视不理；1926年，他便写过一本《放任自由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凯恩斯是早有构想的了。 要怎样才能把经济从衰退中救活，凯恩斯最初建议货币贬值，不过，如今既非金本位，亦不是固定汇价制，是否贬值及幅度多寡，由市场决定，毋须政府代劳；调降利率当然是令汇价下跌的办法，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凯恩斯的看法，也非‘对抗萧条’的有效工具。凯恩斯这种观点，就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如今各国央行莫不采取松银根、宽信贷、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但可惜的是作用有限。一方面银行为求自保，对信贷条件愈收愈紧（形成变体的‘流动性陷阱’；一方面‘有钱人’为求‘内心平安’（lulls our disquietude），倾向持有‘真金白银’，这解释了何以现在存款利息近零仍有那么多钱呆存银行的原因。关于这点，他的同胞英国的另一个大学者霍特里有比他更好的解释，英国财政部出来的霍特里把上述的那种状态，概括为"信用僵局"，在这种状态下，降低利率不能刺激任何借贷活动。他在书里引用了英格兰的一句俚语："你可以把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让马喝水。"来加以对这种状态的形容。
正是这种原因，凯恩斯才强调调控经济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要工具。当经济疲不能兴私营部门投资萎缩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取而代之，越俎代庖，大事建设，是令经济复元的最有效手段，由于这样做对大众最有利，即使因此出现财政赤字亦在所不惜！ 他的这种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作派为未来经济留下更深广的祸根也就成为自然了。政府取代私营部门投入不足，等于以有形之手做无形之手的事，其漏洞百出，人人理解。众所周知，无形之手受市场的指引，因此其投资最具经济效益；有形之手该如何‘出手’，由政府开会或领导人一言决定，在通常情形下，作出这种决定的动机是与人为善的，然而，由于没有‘市场计算’，从过往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为，‘好心做坏事’是很普遍的。这即是说，有形之手的决定，既可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即使符合市场需求，亦会因为欠效率、因循、缺创意及浪费，对经济造成更大伤害……。官僚运用的是他人的钱，赢亏并无切肤之痛；而升迁制度则使他们不图创新冒险，加上他们中不少人为退休生活早打算，徇私舞弊是常态，实践已经证明政府过多的干预那一定会害多于利的。 那么长期是如此了短期呢？凯恩斯不是短期主义者吗？凯恩斯的名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一命呜呼’了；他认为‘短期’才重要，因为“生命和历史由‘短期‘构成“〔Life and history are made up of short runs〕）。可惜的是凯恩斯调控经济的方法，说起来头头是道，贯彻起来却也难见既时见功，1935年他跑去美国推销他的赤字预算，美国的那个做轮椅的总统当时没有给他好脸色，说他不是经济学家，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数学家而已罢了，凯恩斯也投之以桃说那个瘫痪的总统是个经济学文盲，事后证明，他们的这一出充不过是场漂亮的双簧，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平衡预算才是占主导地位的，老罗如果大张旗鼓的扬弃平衡预算方案，那就无疑如同国民党要放弃三民主义一般，老罗真正的行动是，口头是高举平衡预算的伟大旗帜，暗里却行凯恩斯主义之实。何以见得，回去翻些美国1936年后的预算方案的资料就知道了。虽然罗斯福从未承认受凯恩斯的影响，但当时美国政府所做确和凯恩斯的主张脗合。 老罗这样做，原因很简单，政治策略，这就如同拿破仑皇帝虽然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列为禁书但他自己的床头始终有一本一样。不方便说出来，但却要做起来。但这样以来凯恩斯的方法就有效了吗？到了一九三八年（《通论》已出版），罗斯福第一次公开指出‘消费者购买力薄弱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历史史料也说明了这点，有关资料表明美国经济最坏的年份正是在采纳了凯恩斯的方法后的1937-1938年，但 1938年德国佬的枪炮声给他们送来了大量的定单。希特勒这个坏孩子那临空一射，把欧洲这块大玻璃打烂了，不知道是老罗幸运呢还是凯恩斯幸运，明明是破窗理论的胜利，但却成就了凯恩斯主义以后的辉煌。 非常明显，凯恩斯学说落实到现实经济，既不利长也不利短，既不治标更不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