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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私募教父之称的，“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总经理赵丹阳，在易趣网站经过与9位竞拍者的78次出价后，终于获得了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据悉，与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一同吃一顿午餐，赵丹阳为此将要付出211.01万美元。从赵丹阳正近乎疯狂的举动来看他显然是个巴菲特主义者，他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想亲聆沃伦-巴菲特的教诲，但对于赵丹阳的这一饭的最后可能得到的结果我是很持怀疑态度的。不信，我们可以去看看莫尼斯-帕波莱和纽约对冲基金AquamarineCapitalManagement的业绩吧，去年就是该基金的首席执行官盖伊-斯皮尔，通过竞拍，最后以65.01万美元的代价获得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沃伦-巴菲特怀有好感的，湘财证券的金岩石博士就是个反巴菲特主义者，他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对巴菲特主义是做过这样的定义的：所以守旧愚蠢的长期投资往往到最后是用真金白银捧着一堆“屎”。 在这里我无意于对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加以批判，但我对投资者的滥用巴菲特方法是持保留态度的，我基于的是方法主义本身的局限性的问题。 在投资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或是投资额度的多少，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投资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会使用到方法。投资者如果在价格或是资金入场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伙伴，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团队和资源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投资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竞争行为的研究还不够完善，经验老道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在投资界侵淫日久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它办法了。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成功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现在投资者习惯于巴非特的投资理念和方法，这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精明的投资者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投资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投资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人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投资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投资行为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它特殊的投资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很多投资者照搬巴非特的投资法以致惨败已经不是个案了。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