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而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检讨我们自己呢？比如：我们在农业产业中的创新意识的缺失，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波特就曾将创新作为解释经济波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创新是指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新组合”。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出现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新组合出现时，老的生产要素组合仍然在市场上存在。新老组合的共存必然给新组合的创新者提供获利条件。而一旦用新组合的技术扩散，被大多数企业获得，最后的阶段——停滞阶段也就临近了。在停滞阶段，因为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出现，因而很难刺激大规模投资，从而难以摆脱萧条。这种情况直到新的创新出现才被打破，才会有新的繁荣的出现。 B、粮食与房子的冲突： 当然粮食与房子的冲突，也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事实，城市不可能建立于空中的，城市的建设也就意味着对土地的消耗，城市化进程越快越大那么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自然会更大更快。也正是因此很多人会拉出保护耕地的大旗来，反对这种设想。 正是这多路原因的集合才促使世界的粮食供应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
二、影响中国粮食价格的原因分析：
1、基本情况：
基于上述基础知识的认识，我们回归到具体的中国粮食问题上来。显然现在影响我们粮食的是供应方，土地减少，更多的人往城市发展，需求本身没有什么波动，而竞争也大为减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农业从业人员的种粮的积极性应该很高太对，因为当前的情势决定了边际利润的可预期。但在中国显然不能够用这种眼光来看问题了，我想问题就在于粮食价格的管制上，我们知道我国的粮食价格采取的是与我们的石油同样的政策的，上游产业比如化肥、农药等等的价格完全遵循市场运作机制而运行，韩利伟曾说河南的小麦的收割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00元一亩了，就是一个证明。而粮食价格必须遵守官方的管制价格来进行交易。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卡在了中间。 的确对于城市人是应该对这种管制叫好的，因为正是中央的这种政策才使他们长期以来享受着低通货膨胀的幸福生活，从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农民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城市居民，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现行的政策就是在刻意的让我们的农民补贴我们的城市居民，如果没有中国农民的土地管制和他们的产品粮食价格的管制，城市居民的食品开支肯定会上升，这表明中国农民正‘补贴’着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低成本且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生产商---中国农民与中国城市居民做买卖，无形中是给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购买力提供了补贴。从这方面来说，这种政策显然是积极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也真是这种政策他已经严重的打击了我们的低成本且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生产商---包括中国农民在内的一切粮食种植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我们假定政府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我们的粮食产量在过去增长了，但为什么我们还会出现粮食价格的高涨呢？我想问题怕还在于供给上，虽然近来我们的新闻告诉我们，我们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大提高，对于中国的新闻，我们往往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新闻告诉我们农民的种粮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或许正好说明我们的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率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率。2、种粮积极性的经济学分析：
A、关于决策： “经济”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上海经济，中国经济，还是全世界的经济，经济只不过是一个在生活中相互交易的一群人而已。由于一个经济的行为反映了组成这个经济的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就从个人作出决策的原理开始。 关于作出决策的第一课可以归纳为一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件东西，通常就不得下放弃另一件我们喜爱的东西。作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有所取舍。 我们考虑一个女孩子必须决定如何配置她的最宝贵的资源——有限的金钱。她可以把所有的金钱用于学习，比如去买更的的教辅资料和学习工具；她也可以把所有的金钱用于玩乐，比如她可以经常的去舞厅或者其他的消费场所；她也可以把金钱分配在这两个项目上。她把某一部门的钱用于学习，那么就意味着她必须放弃本来可以去加州红唱一晚上的享乐。 由于人们面临着交替关系，所以，作出决策就要比较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例如，考虑是否上大学的决策。收益是使知识丰富和一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想到把你用于学费、书籍、住房和伙食的钱加总起来。但这种总和并不真正地代表你上一年大学所放弃的东西。这个答案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包括的某些东西并不是上大学的真正成本。即使你离开了学校，你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要吃东西。只有在大学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一部分才是上大学的成本。实际上，大学的住宿与伙食费可能还低于你自己生活时所支付的房租与食物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住宿与伙食费的节省是上大学的收益。 这种成本计算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忽略了上大学最大的成本——你的时间。当你把一年的时间用于听课、读书和写文章时，你就不能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为上学而放弃的工资是他们受教育的最大单项成本。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当作出任何一项决策，例如，是否上大学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些上大学年龄的运动员如果退学而从事职业运动就能赚几百万美元，他们深深认识到，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极高。他们往往如此决定：不值得花费这种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收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B、机会成本让农业从业者更愿意远离粮食的种植： 在回到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设想你是河南省一个种小麦的农民。由于你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出售小麦，所以，你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提高你的土地的产量。你注意天气和土壤状况，检查田地预防病虫害并学习农业技术的最新进展。你知道，你的小麦种得越多，收成之后也就卖得越多，而你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就更高。但当你的邻居却并不需要象你一样的工作却得到的比你多的多，因为他将他的土地盖了厂房租给了人家，他需要做的不是象你一样去努力的提高他的土地的产量。你他不需要注意天气和土壤状况，他啊更不需要去检查田地预防病虫害并学习农业技术的最新进展，他需要做的仅仅只是每个月的某个固定日子去那家工厂的财务部支取他的租金而已，对于这种对比，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我想如果有可能你也会学习你的邻居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到，并不是土地在生产粮食，而是市场在供应粮食。农民之所以生产粮食，仅仅因为市场信号告诉他，生产粮食有利可图。假如市场信号告诉他，将土地用于其他用途，可得到更高收益，那他必然会去那么做。 因为农村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政治和相关的继承法规的原因，在我家乡至今我还拥有我去世母亲的几亩山地和几担粮的水田，而对于我来说，现在最恼火的却是我的这些土地，每年初，我就必须为它们找到一个可以接受她们的人，因为在我们家乡已经有很多人不愿意干种粮这种营生了，在我记忆中是在上世纪90年代，每个农民盼望的就是能够包种到某人的土地，那时候包种人，必须要给土地的承包人每担地（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按我们家乡的计算方法一担等于多少亩）一百斤粮食作为包种他土地的包种费，而那些从集体里承包来土地的人总会将那些最差最偏远的地再转包给别人的，而后到了2000年情况演变成为承包人不再收包种人任何租金而只求有人包种而不把地荒废了就好，再到最近3年时间里，已经演变成为，承包人必向包种人支付每担地100元外加政府的粮补为代价，来换取对方包种，而纵是这样，但土地荒废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解决，我去年回家时让我惊心的是只要稍微偏远的地多已经荒芜了，有的已经长满了灌木了，显然是已经荒废多年的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