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突然想到：铁托和从三到万--与谢茂拾教授商榷
我的文章《伟大的毛泽东与龌龊的孔子》发到我的博客后得到了谢茂拾教授的批评，他说：在1949年后,毛第一个承认外蒙独立并与之建交.所谓中苏友好条约使中国大陆论为苏联共产国际的附庸.台湾分裂.1950-1976年之间有8000多万同胞死于政治杀戮饥饿自相残杀.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见中共中央决议原文).这些就是你说的大国强国?我们应该以起码的人性良知客观审视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争论没有用,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后人自有评说. 谢教授提的这个话题可解构为两个话题，第一个“1949年后,毛第一个承认外蒙独立并与之建交.所谓中苏友好条约使中国大陆论为苏联共产国际的附庸.台湾分裂.”第二个则是专制的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国家算不算大国， 我从来认为中国不是什么大国什么强国，但我不知道谢教授从何处理解出我认为毛泽东统治时代就是大国了，我写这个问题指出的就是毛泽东不能够自知（当然我写这句话是有风险的，毛泽东在中国很是很有群众基础的，那些好汉如果看到有人谈毛泽东而又不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他们一定认为你是不可理解的，你的观点和主题就必然是错误的。） 好，这也罢了不谈，教授先生的专制国家不可以定义为大国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不预备谈因为先生给我定了个性，那就是我是不懂历史的，那么就只好请教授对照一下历史，再评论评论纳粹德国和中国有同样背景的苏联吧，当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大国，而且还是超级大国。 在这里我只预备就谢教授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发表一点我个人的见解，也就是谢教授的：“1949年后,毛第一个承认外蒙独立并与之建交.所谓中苏友好条约使中国大陆论为苏联共产国际的附庸.台湾分裂.”这对于中国的确是一段饱含辛酸的“屈辱外交”，但有一点却是教授不能够理解的，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也确是为求一个以退为进的良方，这样的“屈辱外交”不仅在中国出现过，在苏联也出现过，当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激战正酣。为了阻止战争的继续蔓延，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的第一个声明就是《和平法令》。俄国新政权在该法令中向所有参战国人民和政府发出呼吁：实现停战，举行和平谈判，但不能以割地或赔款相要挟。但事实上是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及其盟友单独媾和，签下了一个不平等的停战条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在付出割让大片领土的巨大代价后，新生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站稳了脚跟。 韩国事实上也经历过一段辛酸的“屈辱外交”史，韩日两国自1951年至1960年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了5次会谈，但均遭到失败。当时朴正熙政府迫切需要实施经济开发计划的巨额资金，所以对韩日国交正常化表现出强烈的欲望。1962年11月12日，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制订了有关对日赔偿请求权问题的秘密文件《金-大平协议》。1964年初该文件的内容一暴露，第三共和国就面临严重危机。舆论认为，这无疑是以廉价的货款代替对殖民统治的陪罪和赔偿，反对党和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其规模继“4.19民运”以来最多。3月24日首先由5000名首尔市的大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屈辱外交”，此后示威游行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但1965年6月22日，韩国外务长李东元还是毅然的和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的《韩日基本条约》文本上签字，为长达14年的国交正常化拉锯协商画上了句号。该条约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8亿美元的经济合作资金，以次为代价省略对侵略的谢罪。也正是这8亿美元，为韩国经济之腾飞提供了资本上的保障。 苏联“屈辱外交”的目的是为了站稳脚跟，而韩国的“屈辱外交”为的是图谋于国家之发展。从这点来看毛泽东默认外蒙的独立也是有其道理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毛泽东的这种举措无可厚菲。 毛泽东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他还是个顽固的理念主义者，他还不懂的“务实的机会主义”既法国的Richelieu大主教摒弃宗教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轴，开拓现代外交手段的重要性，毛泽东不能够抛弃他的信仰不能够抛弃意识形态，他坚持他的理念，也终于使他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实力到底该做草地还是做大象，毛泽东选择了做大象。 虽然共产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的铁托告诉你，当时的情势并不只是非偏向美国就必须偏向苏联的，南斯拉夫就在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游刃有余。1955年5月26日，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这是自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以来，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会谈。6月2日，两国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强调在彼此关系中以及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均应互相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侵略和控制他国、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等原则。赫鲁晓夫原想通过他的亲自访问，直接恢复苏南两党的关系，把南斯拉夫拉回社会主义阵营。但铁托坚持不依附于任何集团的立场。因此，《贝尔格莱德宣言》仅标志苏南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拉南斯拉夫加入北约集团和西方阵营.,而被铁托婉言回绝。铁托与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发展经贸往来，有他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的认识既铁托社会主义，当然不排除也有其是想利用西方集团的力量牵制苏联的目的。新加坡的崛起或许正是得益于李光耀的大象和草地论，李光耀于1973年在渥太华说的一句话：“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爱，草地会伤得更重”。铁托显然认识了这一点，事实上自珍宝岛事件后，现实让毛泽东也认同了这一点，于是才有了乒乓外交才有了基辛格和尼可松访华。但毛泽东当时还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是个带有太多梦想的理念主义者了，苦难也就从这个定位开始了。 我说的目的很简单，中国当下，一些不能够自知的狂狷们总喜欢跟着西方人一起谈中国已经崛起了，如果国人不能够自明自决，而真以为自己是大国了我们的实力可以做大国了，于是我们的国策开始重新从草地向大象改变的话，那么或许又是我们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有一个故事在明清人的笔记中重复出现了多次，尖锐地讽刺了这种妄人。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说：“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遗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我们必须谦卑的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我们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不如人的，但当前我们国家内却又弥漫了一股国家主义的妖气虽然他们不说“宁要中国的草不要外国的宝”但他们内心里却也是如此这般想的，对这样的思考我认为是很混帐的思维逻辑，既然我们要自强，经验告诉我们，无他法，必须先学习，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也是在精通了黑格尔的辨证唯心主义及费尔巴哈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消化和吸收，而终于发展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达尔文的学说也是基于对马尔萨斯学说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我从来信仰的是达尔文的渐变理论，牛顿在1676年写给胡克的一份封信中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正是这种认识的最好注解。 当然问题在于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做到的是能够进的去还必须化的出来，否则要么我们又重新做了来邯郸的那个赵国的乡下人，要么我们真成为了他们的附庸了。但只有老老实实的认为自己力不及人，如此我们才可以谦卑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认清我们自己的方向，才能够定好我们的位置，才能够欣然的去做草地而不是狂妄的幻想去做什么大象，毕竟我们才从一学到三而已。 但不知道谢教授怎么就认定我的这个说法是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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