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此可见，城市化进程既是反映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有效指标，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城市化进程以及如何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来加速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可偏废的重要议题。特别是现阶段，认识到推进城市化进程本身就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三、劳动力及其转移：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 如前所述，城市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首先表现为大量人口的空间结构变迁，即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农村人口的减少。作为这一人口迁移的历史过程，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城市化的先导力量，是推进人口城市化的主体。劳动力是一个有别于人口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或实际参加劳动的人口数，它是社会人口总量的一部分。这种转移至少体现三个层面：（1）空间层面，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2）职业层面，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3）身份和生活方式层面，劳动力从农民向市民转化，从较低生存水平向较高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转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劳动力永久性地实现空间、职业乃至社会文明的转换，但在中国，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等制度性约束以及劳动力所面临的经济约束，劳动力呈现“两栖”转移形态，[⑧]无法实现彻底转移。 究其原因，国内大量文献大多集中关注了制度性约束的决定性影响。诸如，蔡昉等从制度视角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钟摆式”流动模式的三大制度原因——土地对农民的吸引、户籍制度的分隔作用以及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⑨]的确，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一直阻碍着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是，应当说制度因素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正在随着时间推延而逐步减弱。正如卢向虎等所指出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某些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制度已经消亡（如食品配给制度等），某些制度的阻碍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如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⑩]换句话说，仅仅消除制度因素是不足以改变当前劳动力“两栖”转移现状的。 因此，在制度性约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经济性约束成为制约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根本症结，这从转移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可见一斑。调查表明大多数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等。[11]其中，在建筑业中进城务工农民占到80%以上，在加工制造业中进城务工农民占到68%。不难看出，这些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低的行业。当然，这种低工资特征与进城务工劳动力自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工作技能和城市就业的制度性排斥等多重因素相关。 总而言之，寻求当前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仍是当前城市化问题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学界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约束关注颇多，在现实制度约束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有必要研究劳动力所面临的经济性约束，尤其是作为收入初次分配主要手段的工资水平。低工资水平不利于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最终他们只能回流农村。因此，从探讨如何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约束到破解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性约束的转向应当成为当前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城市就业机会：城市化进程的宏观基石
就业是指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是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手段，是劳动力在城市生存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劳动力转移以足够的城市就业机会为支撑。城市就业机会带来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并促进城市化进程。相反，如果没有足够的城市就业机会，则要么催生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取向（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政策），要么造成过度城市化的负面效应。以拉美国家为反例，拉美国家曾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城市化速度超过了工农业发展的水平，城市人口过快增加，城市产业无力承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压力，从而导致所谓的“拉美陷阱”。为此，这里的就业实际是指城市就业机会，亦即城市产业所形成的就业容量。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就业机会并不仅仅存在于工业或制造业。工业化的最终结果不是产业工人的压倒性多数而是相对稳定，大约占总劳动力的1/3左右。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转移的劳动力都将转化为产业工人。通过多国模型的比较可以发现，随着工业的发展，当代城市化的趋势是明显的。随着平均收入从人均约75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上升到7500美元，制造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占总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上升。然而，超过7500美元以后，即使制造业不再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城市人口的比重也会继续上升。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从占总劳动力的6%上升到24%，而城市人口比重则从18%上升到70%以上。[12] 大量的就业机会将有赖于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性趋势。以美国为例，到2006年底，美国非农业人口就业总人数为13621万人，其中在服务行业中就业的人口占美国非农就业总人口的83.6%。与1979年相比，2006年美国在制造业和产品生产部门就业的绝对人数分别减少了521万人和262万人，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却增加了4806万人。[13]同样，在中国，第二产业对于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对就业增长作用较小。从1995到2003间，仅在工业部门中，公有制经济就丢失了3639万个就业岗位。虽然作为国有经济补充的非公有制营经济增加了超过2798万个就业岗位，但中国工业部门就业岗位的净损失仍超过840.9万个。 近年来，积极就业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服务业中创造了的大量就业机会，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但问题在于，就业机会及其增长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劳动服务业部门，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部门就业比重较小，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的就业容量较小。也就是说，那些具有较高收入，能提高劳动力城市生活能力的体面就业机会却相对增加较少，从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当然，这既与体面就业机会的就业容量相关，也与转移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等诸多因素有关。 总而言之，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不仅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提高就业质量，创造更多的体面就业和正规就业机会。真正能带来较高收入的正规就业机会却并未显著性增加，这无疑影响到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因此，这既是就业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问题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从探讨如何创造就业机会到创造体面就业机会的转向应当成为研究城市就业问题的重要方面。 五、“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涉及的农村层面 当前学术界的诸多观点基本上都是将农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割裂开来，甚至主流观点仍认为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将劳动力转移简单化地视为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殊不知这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由此带来的农村聚落和农业方面的变迁也应是题中之义，也应纳入相关研究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城市化应当包括两个基本面向，即城市人口、空间形态、经济结构、社会特征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迁，将二者视为对立的观点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作为城市化最直接的结果，首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化带来农村劳动力减少之后的农村应当是一个什么格局？我们可以从历史和跨国视野得到启示。通过多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回顾，不难发现，与传统观点相悖，经营性资本主义农场只是历史上出现的偶然“片断”（英国工业化早期），家庭农场才是经营常态。而作为地区差异，西欧和美国的经营面积要大得多，东亚地区的农户经营面积非常小，特别是中国，这就形成典型的小农经济形态。因此，这种建基于英国经验的农村社会分化（农业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显然不适用东亚社会。[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