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30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正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所以我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想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步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中国的不少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但戈尔巴乔夫把“诺贝尔和平奖杯”还没捧热，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历史罪人而鞭打。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能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逆转。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人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世界民主化潮流推动，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所以，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是“刚柔相济”最精彩、最成功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智慧无论怎样概括和归纳，归根到底归结为一条，诊断和把握好中国自己的脉搏，并用中医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辨证施治，那就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埋头老老实实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30近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的任务不仅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人民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还正在探索着怎样深化改革和推进改革攻坚，还将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依靠大智慧取得了改革的成就，我们还将继续创造性的发挥大智慧，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大改革开放的大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成就和大智慧，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它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具有深重的历史包袱、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和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节 改革过程中的科学决策
中国是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进行改革的，如邓小平在早期所形容的是“如履薄冰”。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确保改革稳操胜券，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经常强调“稳定大于一切”。认真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但又不能为追求稳定而不改革、推迟改革或减慢改革。要在不断推进改革中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地化解风险。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化解风险、确保稳定、深化改革，主要在于政府改革抉择的科学和智慧。我们的改革是理性的改革，理性的改革需要有理性的政府，而改革中理性的政府，首先是善于决策的政府。
改革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国家政策的变动，而国家政策变动的“定格”，无非是政府一个个改革决策，改革就是一系列改革决策的“串联”和“并联”过程。“串联”得不合理，会增大改革的阻力；“并联”得不合理，会使社会的“电流”过强从而使社会负荷超载造成事故。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改革中政府理性的、科学的、智慧的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一、“朝四暮三”原理假设和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中的风险，很多来自利益矛盾。改革中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最根本的是利益约束，在利益约束中，最主要的又是短期利益的约束，而短期利益的约束是由民众的“朝四暮三”倾向所决定的。《庄子·齐物论》中有个寓言：“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堀，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众狙并非不知“名实未堀”，而是先图眼前多，至于以后多少，先不管它。庄周这里虽讲的是猕猴，实是以猴喻人。我们可以借此提出“朝四暮三”原理假设：人有一种追求眼前利益即短期利益、忽视未来利益即长远利益的倾向。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原理假设来分析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分配决策。
改革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分，从长期看，全体人民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这点恐怕是不会有人怀疑的；但从短期看，改革必将对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和再分配。对于既得利益者，无论是绝对减少，还是相对下降，都会增加改革的阻力。就大多数公众来说，对改革的评价及其对改革所选择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般并不认真去测算长期利益，而是看改革能给自身带来多少短期利益。改革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或照顾既得权益，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多数公众对短期利益的渴望，改革就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改革的长期目标也就得不到实现。因此，政府在改革的决策中，就不得不牺牲一部分长期目标来满足短期目标。这种决策的负倾向看起来是违背决策常规的，但却是维护稳定、动员公众支持和积极参加改革所必需的。
二、新体制的重塑和过渡性的症状改革的过程是新体制的重塑过程。新体制的重塑有三种方式：一是注入式重塑。即先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体制，而是在旧体制中注入新的机制，在新的机制增长过程中对旧的体制进行蚕食，从而使新的体制成长起来。二是交叉式重塑。即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已经以新的体制取代了旧的体制，而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领域旧的体制继续存在并起作用，两种体制在不同的领域或在同一领域的不同环节同时存在，和平共处，在新的体制部分扎稳脚跟力量强大之后，再并吞旧的体制。三是断裂式重塑。即旧的体制一下子全部取缔，代之以新的体制。在这三种体制重塑中，前两种重塑属于稳妥式和渐进式重塑，也可称温和式重塑，后一种重塑属于激进式重塑。第三种重塑方式从理论上说是最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大风险。而且，体制的断裂式重塑要求人们的观念、传统习惯的断裂式重塑，即新的观念与新的体制相对接，而这比体制本身的断裂式重塑难度更大。因此，一般来说，在体制改革的决策中，断裂式重塑是应当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