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六节 科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 一、理性分析和看待“改革大争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按照一般的常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快要步入30年的前几年，应当是一派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盛世的景象。然而却恰恰相反，却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中生起了“烽烟四起”的大争论。尽管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强调“不争论”，甚至还把“不争论”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但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满30周年，就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而就争论的广度、深度、时间的长度，以及参与争论的人数，则以2004年以来的第三次争论最为剧烈、最为深刻。前两次争论，参与者主要是学术界。在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界。第三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所有方面方；参与争论者，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广泛领域，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的群众也踊跃参与了进来。[1]
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我国人民不承认和珍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吗？不是。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近些年来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超越了人民能够忍受的程度；二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多方面的分歧。
有些人总是喜欢划“派”，说“大争论”是“左派”和“右派”、或者说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争，但迄今为止，大家一直没有找到有谁发表“反改革”宣言。实际上，“大争论”涉及的都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如果说有反对意见，反对的并不是“改革”，而是反对改革中的“某些错误过程”或者“某些失误举措”。那么，哪些是“错误”，哪些是“失误”，就发生了各种相左意见的碰撞。
有不少人把我国近几年烽烟四起的大争论看得“遭得很”，不是吗？你看：有人“骂改革”，有人“妖魔化改革”，有人要“否定改革”，有人要“搞资本主义的改革”，真是天下大乱了，这还得了。但就我来看，争论越是“刀光剑影”，我心里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我从这些“刀光剑影”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勃勃，看到国民中都充满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性，都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献计献策。如：有的坚决保护民族工业，声明“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有的坚决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企改制中的腐败；有的坚决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的坚决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理直气壮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有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刚阳正气。
但什么是保护民族工业和怎样保护民族工业？什么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怎样保护国有资产？什么是保护民营经济和怎样保护民营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和怎样搞市场经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看法就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了。这就必然发生分歧和争锋。如果大家都异口同声、舆论一律地发表同一种观点、持同一种主张，岂不是太死气沉沉。争论的价值就在于各抒己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这种争论，可能语言“白刃相见”，文字“枪炮对垒”，甚至闹到要去“公堂诉讼”的地步，如毛泽东所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总是在争论中理清的，办法总是在争论中出炉的，改革是在争论中不断完善的。如此争论，不亦乐乎！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山区贫困农村亲历过贫下中农“端起碗喝稀汤，放下碗歌颂党”的“感人”情景，那个歌颂是真正朴实的表现，绝不是逢场作戏，绝没有装模作样。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水平的提升不知好了多少倍。但在酒醉饭饱时期却滋生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种“骂声”与争论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复杂，以至出现了“妖魔化官员、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党”的声音。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要冷静。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有意见有气者能够在“骂声”中宣泄自己的不满，理论界能够争论，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的民主气氛增强了，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应该进一步看到，“骂声”和争论还可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因为认真倾听、理性分析各种“骂声”和争论，着力于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次，还应当历史地看到，我国的改革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在“摸”，在“摸”的过程中都可能踩几脚泥浆、碰几块礁石、陷几次旋涡、呛几口水。这一切，应该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摸着石头过河”中水深、水速、旋涡、淤沙、泥浆、礁石的情况，开拓未来，为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最后，必须用历史辩证法分析和评价改革开放中的负面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历史的前进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矢量构成的平行四边形，产生一个总结果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变革与进步。改革不是某个单项的体育运动，一鼓作气就能获得优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有进步和成就，也必定有坎坷、曲折和代价。我们只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不能两利相权舍其重。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负面问题，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改革还不彻底、新体制还不健全的伴生现象，这些负面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倒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还要使全社会都知道这个道理：任何历史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旧的争论过去了，还会产生新的争论。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既然有争论，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对此，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一开始就打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以什么来指导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和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阵线分明的相互对垒，是争论的一条重要风景线。对这条风景线，我觉得既有“亮丽”，又有忧思。
2000年，我与我的学生阙紫康一起发表了《试论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一文[2]，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范式”鼎立的局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改革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
二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20多年来，随着微观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退伍的不断壮大，该范式出现了不断膨胀的局面。
三是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该范式对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客观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该范式理论抽象程度低，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往往不被人认可。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这两大营垒及其矛盾就特别地突现了出来。
2006年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讲了这样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
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不断地创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入宪了的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和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锁定在19世纪。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决不能搞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像马克思本人具有博大胸怀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这个博大的胸怀不仅表现在要敢于修正150多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不合时代情况的理论，更表现在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敢于和善于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所从事和倡导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理论和政策给予认可和支持，不断吸收和整合原来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