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
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既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2003年，英国政府在《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所谓低碳经济是以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排放为前提来谋求最大产出的经济发展理念或发展形式。由于温室气体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这种经济亦称低化石燃料经济（Low Fossil Fuel Economy ，LFFE）。[14]在我们看来，所谓“低碳”强调的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较高能耗、较多污染为代价的新发展思路。其次，所谓“经济”强调了这种新理念根本上不能排斥发展、排斥产出最大化、排斥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广义上，“低碳”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等方面新的约束条件。但是这类条件并非一味消极地限制和约束发展，而是可以通过与新约束条件相匹配的技术和制度，创造和扩大市场规模，激发人的创造性和盈利能力，从而促进发展。
低碳经济的提出最初是源于发达国家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担忧。自从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斯特恩气候变化报告》[15]发表之后，低碳经济已经被各国视为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至少在21世纪的100年时间，无论是富国（发达国家）还是穷国（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低碳经济都是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压力和重要契机，也是基本方向和重要动力。绿色发展将是21世纪中国创新发展模式，[16]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17]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之一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对十几亿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该报告还从全人类发展的视角提出，“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8]这是中国对世界六十多亿人民的公开承诺。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就是从黑色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它包含四个相互关联和互补的方面：一是建立资源节约社会；二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三是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四是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特别是后者既是新生事物，更是新的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绿色发展与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高度契合和融合。
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北海道八国峰会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时指出，观察中国的排放问题，要注意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二是中国人均排放较低，人均累积排放更低，而且排放总量里很大一部分是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三是由于国际分工变化和制造业转移，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转移排放压力。[19]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1979-2007年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增长23倍。[20]但中国的工业化依然是典型的黑色工业发展模式，其最大的代价是能耗高、污染排放量大。2005年全国工业能源消费量为4.78亿吨标准油，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42%，远高于1990年的比重（36%），大大高于发达经济国家（OECD国家）22%的平均比重。[21]这与全国上上下下大搞黑色工业极为相关，形成了“村村冒烟”，“镇镇点火”，县县“工业强县”，市市“工业强市”，省省“工业强省”。这既脱离中国国情，又违背世界发展潮流，人为地形成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
看起来，削减CO2 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国际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压力，但并不是因为“西方拥护我们就反对”，我们需要理性、客观的、具有长远的且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自身的长远利益以及对全球造成的负外部性影响，积极支持带头执行全球减排倡议，并形成新的国际机制，创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外部约束机制。这如同第十五届党中央所决定中国加入WTO并不是对西方国家的投降与屈服，而恰恰为中国创造了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极好机会，为中国带来长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红利。[22]基于中国自己的成功经验，中国应果断做出重大决策，加入全球减排前列，借助全球减排的国际压力、发展低碳经济的世界契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改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本国特色产业，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实现国民经济低碳化、社会消费低碳化。
参与重大国际规则制定，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1．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是中国第一次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重大国际规则的制定。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共识。现在争论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否”存在气候变化，而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而言，现在考虑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而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成为全球新规则的领导者之一。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制定对中国来说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这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谈判、博弈和制定。
回顾二战之后的世界现代发展历史，联合国宪章和GATT（后成为WTO）确定了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期世界各国所遵从的基本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挑战中，发展新经济即低碳经济，制定减排温室气体的新的国际规则，并为各国普遍遵从。其含义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危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前提，发展不仅要对当代负责，也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伟大的崛起时代。这一崛起是以中国被动接受和遵从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既定国际规则为前提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已与1978年时不可同日而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道出了真言，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承担着全球责任，在一系列关键的全球事务中（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千年发展计划》，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中国要积极参与，同联合国保持合作。[23]
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削减温室气体是中国崛起的自我约束，也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SO2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CO2排放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05年中国原煤消费量15.63亿吨标准煤，占世界总量的37.6%，略比全部OECD国家总量（16.15亿吨标准煤）少3.3%；2006年我国原煤消费量就将超过OECD的总量。2005年中国煤炭生产量为16.36亿吨标准煤，为世界总量（41.54亿吨标准煤）的39.4%。2005年中国SO2排放量为2600万吨，根据IEA的预测，到2015年将增至3100万吨。2005年中国CO2排放量为51亿吨，仅次于美国（58亿吨），排在世界第二位，2007年中国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到2015年，中国CO2排放量将达到8.6亿吨，超过美国6.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24]也就是说，中国在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荷兰环境评估署（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MNP）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约占全球总量的24%，美国21%，欧盟15 国占12%，印度为8%，俄罗斯占6%。[25]过度排放让中国成为世界“众矢之的”。面对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愈来愈突出的资源环境矛盾，中国不能在全球减排中作为被动者或挨打者，而应当成为主动者或主导者，不能作为搭车者或随从者而应当成为领导者或带头者，积极主动的参与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既为国家拓展发展空间，也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契机。只要中国不承诺、不履行，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就将成为泡影。
2．承诺减排义务，实现绿色崛起，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生物能源市场、清洁煤市场、核能市场、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低碳制成品出口国和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之一。我们主张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做出中长期减排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减排目标。公开承诺减排义务将为中国创造巨大的潜在市场，而这一潜在市场现在是无法估计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应当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这一趋势。
布莱尔报告指出了全球减排的路线图，即：
l 到2020 年 – 二氧化碳当量应达到峰值。
l 到203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350 亿吨。
l 到205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200 亿吨。
与此相对应，中国减排的路线图可以分为“三步走”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争取在2020年之前，不晚于2030年，碳排放进入高峰期。
第二阶段：2020年之后，不晚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的大幅度下降，达到1990年的排放水平。
第三阶段：到2050年，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
1990年，全球共排放了400亿公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当量。目前，这个数字估计已达到550亿公吨。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30年有可能达到600亿公吨，而到2050年达到850亿公吨。为了实现减少50%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2050年之前使其减少至少于200亿公吨。如果全球人口如预计的那样达到90亿，那么这意味着到2050年每人每年将平均产生2公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当量。目前全球平均数为8公吨，其中美国超过200公吨，欧洲和日本为100公吨，中国为6公吨，印度为2公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决策，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战略决策，而是一个涉及全人类的国际战略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积极参与减排并承诺减排义务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示范效应和道义感召，有利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减排规则路线图的设定。可以说，中国实现绿色崛起的模式也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样板，树立了榜样，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绿色贡献。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高瞻远瞩地设想中国的世界定位：“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26]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中国要“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27]2008年6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公开表态，中国要“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28]胡锦涛主席在八国峰会上阐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时也表示，中国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推动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世界实现和谐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29]
那么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哪些重大贡献呢？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记录表明，第一是对全球减贫的贡献；[30]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中国还需要对人类发展做出两大新的贡献：一是知识贡献，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到2050年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型社会；二是绿色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增森林吸碳汇国家，到2050年，将其CO2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到那时，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令世界具有亲和力、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