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中国农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土地，一是因为城市发展或公用事业建设需要，而被要求“农转非”的城乡建设用地，一是用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用于大宗农产品的土地。前一种土地占中国农村土地的比重极少，以每年占有数百万亩来概算，每年“农转非”的土地不超过中国农村土地总量的0.5%。虽然每年“农转非”土地数量不大，积累起来却很可观，以每年占0.5%来计算，20年占地就可能达到10%。在人多地少，粮食生产不能放松的情况下，如此占地，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极大忧虑。同时，“农转非”的土地，因为非农使用具有极高的经济收益，土地收益尤其是非农使用所产生的级差收益如何分配，就成为利益相关各方严重关注的问题。土地被征用农民希望获取更多土地非农使用的收益，地方政府则往往以较低价格征用，却以高价推向市场，从而赚取了极大的差价。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为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招商引资愿望迫切，而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以极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资本，失地农民甚至得不到基本的补偿。土地“农转非”所产生的级差收益，使这些地区的土地成为利益相关各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这些地区也成为农民上访及发生冲突最多的地区。客观地说，这些地区农民也大多从“农转非”的土地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不过，“农转非”的土地仅仅只占农村土地的极少部分，且只涉及到极少部分农民的状况。真正的农村土地，是指占中国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业型地区主要用于农作的土地，这部分土地是中国基本的耕地，是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给的基础。这部分土地，不仅在面积上占到了中国农村土地的绝大部分（90%以上），而且农民数量也占到了绝大多数。
就以上两种不同的农村土地的状况来看，虽然城郊农村土地“农转非”引发大量争议乃至冲突，这些地区的土地问题成为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些地区农民的状况，绝大多数却并不是很糟糕的，甚至反过来，城郊农民成为城市人羡慕的对象，城郊农村的村庄成员权具有的巨大收益。而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土地，就完全不同于“农转非”的土地，这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收益不大，土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在于经济的方面，而且在于社会和文化的方面。
我们讨论农村土地，一定要首先分清楚了是哪一部分农村的农民土地，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话语的困境和逻辑的混乱当中。有人常常以占中国农村极少数的城郊农村的“农转非”土地来说占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土地的事，这种说事，有意无意地混淆两类土地的差异及两种地区农民对土地的不同要求。比如，我们在农业型地区农村调查，农民有强烈的调整土地的要求，不是村干部要调整土地，而是农民从土地作为基本生存资料的公平伦理角度要求土地调整。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农民上访，往往是针对村干部不调整土地，而非村干部调整了土地。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要求土地承包永久不变，他们要求从村庄社区伦理的角度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在这些地区，农民不满的是，虽然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权利却是虚置的，村干部也不管理土地。
陈志武说，“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象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1]陈志武显然是在说“农转非”的土地，但即使他这个说法有理（当然，他的这个说法仍然是无逻辑的。一个连村主任和乡党委书记都分不清楚的美国教授，如何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农村？——陈志武的文章中，将村主任称为村长，而且创造了“乡支部书记”的官职。他说掌握大权的村长、村支部书记写条子要求农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信用社不遵命，今后的存在资格就可能泡汤。他的想象脱离实际之远，真是难为了他的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资格），他也不能因此以城郊农村的土地来代替整个中国农村的土地，不能由此导出中国农村应该的土地制度安排。只有真正地理解占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得出对农民有益的关于土地制度安排的结论。
2008年10月15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