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农村调查，可以感受到农民对现状是满意的，有老人说，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可惜人已经老了，不能享受更多时间。因为机械化和轻简便生产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开始告别肩挑人扛，重体力劳动大为减少，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农民有充裕的农闲休息时间。应该说，中国95%农村的农民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史之前例的富足时代。
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农民也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时代，而不是生活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农民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不得不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不得不购买超出温饱的各种奢侈品，不得不支付现金来获取各种服务，如医疗、教育乃至农业技术。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当前的中国农民面对着极为强大的支出压力。农民总体状况是温饱有余，但谈不上小康，可以归结为“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加深，农民现金支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增多，以至到了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已经很少可以见到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大都外出到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去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普遍是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真正在城市生活下来，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难以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尽管这部分进城农民工被国家统计局统计为城市人口），进城农民工必须依托农村的家庭收入，来维持一个生活在农村还不差的生活水平，同时，他们在城市的务工收入，也只在农村花费才能算得上不错的收入。
也就是说，自1990年代以来，因为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中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工，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农，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的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相差不多，各约占一半。仅仅依靠务农收入，或仅仅依靠务工收入，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消费主义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农民都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所需收入条件。我们可以将农民外出务工，看作农民越来越不能依赖务农收入而不得不进行的外出兼业行为。也可以反过来，将进城务工农民保留农业生产收入的务农行为称为兼业行为。正是依靠兼业的务工务农，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仅维持了收入的增长，而且有能力应对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从而保持住了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更具体地说，农民之所以要依靠及可以依靠务工和务农的双重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收入状况，是与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也就是与农民的家庭结构有关的。在农村，一般的家庭结构是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中间是中青年的一对夫妻。子女未成年，是纯粹的消费者，不仅不能为家庭创造收入，而且往往是家庭主要的消费者，尤其是教育支出往往构成了农民家庭支出的最大笔的长期的常规支出（由幼儿园到大学：若可以考上大学的话）。中青年的夫妻当然是家中赚取收入的主力，但仅仅依靠人均1.3亩、户均5—6亩的土地，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村家庭的收入，不足以应对家庭支出，难以维持一个起码的体面生活。因此，年轻人外出务工成为当前农村农民的首要选择。
一个农村家庭除了未成年子女和正当壮年的夫妻外，一般还有尚能劳作的父母。农村老年人，在70岁以前一般都会参加农业劳动。在当前机械化作业越来越普及，轻简便劳动技术广泛推广的背景下，作为父母的60岁左右一代人，基本上可以较为轻松地完成平均5—6亩土地的耕作，还可以喂养牲畜，种植蔬菜。或者说，因为年龄较大而缺乏进城务工优势的作为父母一代的中老年人，可以通过从事农业种植来获取收入，这些收入虽然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支出，却是家庭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老年父母不仅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需求。在机械化和轻简便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农业生产不再纯粹是繁重体力劳动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并非多么可怕的事情，适度参加农业劳动，对作为父母的中老年农民，不仅具有身体上的意义（活动），而且具有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仍然具有价值，劳动成为一种内在需要）。
这样，农民家庭要维持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在消费主义压力下保持住体面的生活，这个家庭就可能通过将务工或务农作为兼业，来获取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仅仅只有务工收入或务农收入，这个家庭的收入将难以应对支出压力的增长，从而陷入贫困状态，这个家庭能够维持温饱就不错了。而若有或是外出务工（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情况下），或是有在家务农（务工收入高于务农收入）的收入作为补充，则这个家庭就不仅可以维持温饱，而且会有些闲钱，可以在农村生活的安逸适意，——至少从经济上可以这样看。
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家庭是通过农业收入来解决温饱，而通过外出务工获取现金收入。虽然外出务工的现金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在城市的体面生活，这些收入拿到农村，却是一笔巨大的收益。因为土地收入可以应对家庭日常的生活支出，务工收入就成为家庭的闲钱，就可以应对各种社会性交往（如人情），及应对消费主义压力，及购买表现自己地位的奢侈品。离开务工收入，仅仅依靠土地收入，农民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同样，若没有农业的收入，仅仅依靠在城市的务工收入，一家三代人即使在农村生活（费用相对于城市生活较为便宜），因为没有农业收入，这个农民家庭就不得不用打工收入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压缩各种社会性支出，就不再有能力购买表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奢侈品，从而落入到农村社会中的底层。当然，这些家庭就更加没有能力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均分的农村土地，使得所有尚不具备真正进入城市安居条件的农民，可以在农村拥有户均数亩的土地，依靠年龄偏大的父母的耕作，这些土地为农民家庭提供了也许不多却至关重要的收入，正是这些务农收入，使农民家庭不需要用外出务工收入来购买农村生活必需品，使农民家庭可以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可以生活得体面而且有些尊严。
倘若农民家庭不再有来自户均数亩土地上的收入，农民家庭即使仍在农村生活，其生活水平与质量都会大幅度下降。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十分地热衷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希望通过加快土地流转，而形成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有人规模经营，必然有更多农户无地经营。无地经营即无来自农业的收入，无来自农业的收入，农户生活质量就必然会下降。几亿农民生活质量下降，就不会是一件仅仅事关农业的小事，而几乎必然地成为政治性的大事。
2008年10月16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