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亚男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正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 踢开资本主义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一种镇压产业劳动大众的国家社会主义、独占资本与变相封建主义的结合统治形态混一的新专制政体；不论这种统治阶层各别个人的主观意向如何，在客观上，他们会不自觉地阻碍民族工商业者，打击那些敢于表示异议的自由知识分子，将一般觉醒的大众当做管制镇压的对象。 事实上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特权政治，我们只需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利是不是被有效的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如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国家是特权国家，在这里我们不管他们如何操弄“国家的”或“人民的”名义，但事实终将难以掩盖他们是如何操弄这些东西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以此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至于官僚政治，在中国那是自古以来的买卖，但正是因为中国的落后，正是因为中国本身绝创造不出一种新的统治花样，而对外学习的缘故，在仅三十年的短期内，中国的官僚政治在通过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有了飞跃的发展，那原因，主要是由于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于它有利而造成的。 官僚政治之所以冠个“新”字，完全在于，它的发展意味着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诸特质在新的表现形式下得到了加强，换言之，即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经济结合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成为整个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沉重负担。至于政界和学界倡言反对的所谓不健全的政风，如敷衍因循、个人小派利益至上、贪污、颟顸无能、专讲门面话、不肯认真实干……等等，那充其量不过是整个官僚政治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罢了。
至于中国今天的官僚政治局面，是从旧官僚既封建官僚政治与经济合一而开头的，在我们说明它的发展过程时，宜于先从政治管制范围扩大开始。因为，我们当前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经济特是金融资本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一个庞大而极富渗透性的怪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官僚政治就逐渐完成了。它现在正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久的极大势能，向着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官僚个体，发出“必须适应和遵从的”游戏原则。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确立的直接靠山，计划经济管制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政府统治权力的加强加大，不但有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且把范围也扩大到一切生产领域了。虽然在抗战初期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商工业都被毁弃，往后且有数年之久断绝了对外经济联系，但极具包容性的所谓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却奇迹似地从一般国民经济的衰颓与破灭（中国素本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经济本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建国后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之发展，反倒长期停滞就是明证。）的景况中成长发展起来了。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之支撑物的官僚资本，它当做一种客观存在所展开的运动，就已经含有否定那种政治形态的内在作用。正如王亚男先生在他的宏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论述的：官僚资本有三个显著的倾向：其一是独占资本化，因为官僚资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独占创造出来的。 官僚经营的无效率，如非独占利益，如非获得政治权势而享有这种差别优遇就无法维系。所以，官僚资本要维持和扩大，就必须设法增大他的独占权，增大他的政治权力。在这场合，就必然要发生官僚资本政治化的倾向，即原来官僚商人化，现在反过来是商人官僚化。官僚将其所占有或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赌本。他们以此安插同派政治因缘的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或一系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结果，一切官僚主导的经济事业单位彻底的衙门化、无效率化，也就成为自然的事情了，而一旦由政治风波掀起宦海升沉，就会马上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左右的经济部门。从建国60年来特别是开放30年来，中国官僚资本所发的财通是利用强制收购囤积，利用征收，利用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干与管制和诈取劫夺而来的。在中国各种的专卖、在中国政府对土地特别是农民的土地的支配权来看，我们就明白个中内涵了。换言之，中国的官僚资本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不是从新式产业、新技术、新科技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民工人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得来的。很多人在自己感觉到不公平时，总会想起毛泽东来，但讽刺的是，这一切却恰好来源来毛泽东所缔造的体系。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不论这种统治阶层各别个人的主观意向如何，但事实是，在客观上，他们已经不自觉的促成了这样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那么那种资本的拥有者（按照当局的说法还是叫支配者来的正确些）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越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越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原因在于史来的官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经济弄的如此水乳交融。 也因此，贪污的横行与财阀化的官僚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没有是非、没有目标、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上海的陈良宇就是一例证。 也正是官僚资本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改制时，官僚资本家或者说官僚政客更欢迎外国资本，而不愿意对民族资本开放。虽然有关当局或者说官僚资本家或他的政治代表会告诉你，是为了吸引先进国家企业，从而来提高和加强企业的管制能力，但实际的内在原因呢？还是利益，官僚资本之所以要打压民族经济，原因在于他们惧怕这些民族经济势力的崛起从而动摇他们的独占性，而使他们存在的基础遭到破坏。而外国资本的进入，虽然可以将他们沦为傀儡，但他们至少可以保持买办的身份，并无大碍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各种原始的无情剥削还可能继续进行，官僚经济虽造成再多的浪费、损害，甚至向外国转移资金，仍无关大体，因为这样以来，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维持在中国的原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官僚资本活动歪曲到经济范围以外，官僚资本最不可忽视的，也就是我们从国民经济立场来看最有害的倾向，应该是它到头一定会去走买办化的道路。这与中国官僚资本具不具备买办性格无关，而在于对他们的即得利益的巩固和维系的考量上，等到官僚资本又必要来保持他们的政治势力时，在具体的资本活动中，如果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补强和声援。而有了外国补强与声援的官僚资本家或者说官僚政客们，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场面下做一个不倒翁了。所以，拼命争取外国投资，就整个官僚统治讲也好，就个别特殊官僚讲也好，都无非是藉此充实政治资本。因此，全官僚资本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殖民地化。 当然在这里我必须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声明，我无意于说我是反对开放的，事实上我比任何人更反对保守闭关主义，我所预备指出的是，开放必须是建立在人民自己主导这个最基本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