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折衷范式(eclectic paradigm,OLI范式)是对当前国际生产理论的综合, 涵盖了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内部化理论(Buckly & Casson 1976, 1985, Rugnan, 1980)、区位理论(Dunning,1958)、投资发展路径(Dunning, 1981,1988,1993,2001, Narula,1996)等主要分支理论。它能够解释对外直接投资(FDI)的产生原因、区位选择及国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等各种国际经济活动。从经济活动层次看,OLI范式覆盖了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 OLI范式同时涉及企业理论、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等各门学科, 充分体现出了学科交叉的特性。
英国里丁大学的Dunning J. H.教授, 是OLI范式的提出者,近年来,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带来的挑战,Dunning不断地对OLI范式给予发展和完善，开始向整合国际贸易理论、国际产业竞争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的方向迈进,反映了跨国公司投资和管理实践最新发展的本质。
OL I 范式的提出
Rostas (1948) 和Frankel (1955) 的研究显示,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依行业不同，平均比英国制造业高2～5倍。Dunning认为美国企业显然拥有一种资源优势, 或是一种更加合理的组织利用企业资源的管理诀窍, 造成了美英两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差异。Dunning进一步设想如果美英企业效率差异与可以跨国界移动的管理因素完全相关, 则美国在英国的子公司应当具有远高于当地企业的与母公司相似的效率, 这被界定为所有权要素(O) , 依赖于母公司可移动无形资产的空间分布。但是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在英国子公司的效率与母公司相差甚远,Dunning便设想其中必有一些不可移动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效率差异, 这被界定为区位要素(L)。于是美国在英国子公司的效率就由可移动的所有权要素和不可移动的区位要素共同决定, 其效率应该低于母公司而高于英国当地企业, 调查显示确实如此。上述研究构成折衷范式的前身, 但只包含了所有权要素与区位要素, 用来寻找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效率差异及其原因所在。
1972年Dunning在评估英国加入欧共体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时，认为欧共体成员共同关税减免政策会增加区位优势, 进而使成员国企业竞争优势和所有权优势得以加强, 即区位优势对所有权优势有促进作用而非完全独立, 这也就说明了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是在从事FDI 时，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中获得的。1973 年Dunning对企业为什么选择FDI而不是以母国为基地向国外出口商品或转让技术问题的研究促使其考虑O、L 之外的其它要素。70 年代早期已经有人开始把交易费用理论引进到FDI的研究之中,McManus (1972) 用市场交易费用和内部管理成本界定了跨国公司的扩张规模。同一时期Buckly、Casson、Swedenberg、Lundgren以及Hennart都在从事着相似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合并成为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内部化理论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此前被称作“一般”理论的垄断优势理论。Dunning受到了内部化理论的影响, 把跨国企业利用所有权优势在国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与出售或非股权转让的方式对立起来, 界定为内部化优势，与早先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合并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OLI框架, 用以分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或者发生FDI 的前提。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8226;邓宁(J. H.Dunning)发表了“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一文，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折衷范式(Electric Paradigm)或OLI范式(Ownership, Location, Internalization Paradigm)。
理论基本模型
OLI范式包括了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内部化优势(internal advantage) 和区位优势( location advantage) 三个要素变量, 以其组合情况判断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模式的条件。
8204;8204;所有权优势（又称企业特定优势）是指企业所拥有的相对外国企业的特定优势。它主要包括企业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金融和货币优势以及市场销售优势等。Dunning(1988)把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分为三类：一是由内在规模、垄断资源的获得能力等所产生的优势，如生产规模巨大、寡占某种无形资产等。二是子公司与其它企业相比可以得到母公司的某些资源禀赋的优势。三是由于企业跨国性所产生的某些优势，如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子公司越多，面临的经济环境差别越大，就越能利用不同的要素禀赋和市场的优势。其中第三种优势是跨国活动所内生的所有权优势。可见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本质还是垄断优势。所有权优势是邓宁理论中不断得到拓展的活跃部分，Dunning(2006)考虑了企业经营战略，将所有权优势界定为自身所有权优势Oa、寻求合作等内部化行为产生的所有权优势Ot、企业制度性因素带来的所有权优势Oi。
8204;区位优势（又称国家特有优势）是指可供投资的地区在某些方面较国内优越，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自然资源，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政策等方面的优势。邓宁(1993)认为一国的区位优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成本和质量、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和调节举措的范围及力度、金融状况和金融制度、与他国市场差异程度，以及由于经济条件不同而形成与他国的物理距离和由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距离。8204;区位特定优势是东道国拥有的优势，企业只能适应和利用这项优势。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方便等；另一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资产或所有权内部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优势，也就是企业将拥有的资产通过内部化转移给国外子公司，可以比通过交易转移给其它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选择资产内部化还是资产外部化取决于利益的比较。内部化的根源在于外部市场失效。邓宁把市场失效分为结构性市场失效和交易性失效两类，结构性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东道国贸易壁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交易性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交易渠道不畅或有关信息不易获得而导致的市场失效。
折衷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企业必须同时兼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从事有利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如果企业仅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不具备区位优势，这就意味着缺乏有利的海外投资场所，因此企业只能将有关优势在国内加以利用，而后依靠产品出口来供应当地市场。如果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则说明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难以在内部利用，只能将其转让给外国企业。如果企业具备了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无所有权优势，则意味着企业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前提，海外扩张无法成功。
对折衷范式的修正和扩展
邓宁面对跨国公司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不断对OLI范式进行修正，Dunning(1988)曾经尝试把折衷范式的框架结构加以模型化。面对折衷范式变量自相关的批评意见,Dunning区分了所有权优势的2个来源: ①资产优势(Oa) , 它在从事跨国经营之前已经出现; ②交易优势(Ot), 是从事FDI后由内部化优势派生并强化的资产优势。这种划分方法很大程度上减少了OLI变量之间的自相关。针对折衷范式框架宏观与微观都可使用的模糊性,Dunning把适用对象区分成企业、产业、国家3 个层次, 并探讨OLI变量对这3个层次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在坚持原有中间产品市场失灵假设时又多了2条假设: ①造成中间产品市场失灵的原因是要素禀赋分布差异; ②跨国企业是转移资源的有效组织机制。另外这个模型的重点在于区分OLI变量的相互关系及优势来源, 并不是对折衷范式内容的完整表述, 所以Dunning称之为“国际生产的要素禀赋市场失灵”范式。但是很明显这个模型并没有纳入跨国企业战略行为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OLI范式适用性遭到挑战,有些学者认为折衷范式在微观层次的适用性明显劣于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 而且它几乎不能解释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时具体战略行为的差异。企业OLI特性处在变化之中。过去的战略、以后的战略调整、内生变量及外生变量等都对跨国企业的OLI特性产生影响[1]。
邓宁（1988）指出对于不同的生产类型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对于三种优势条件的要求是有差异的。邓宁列出了三种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其后邓宁又补充了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Dunning于1994年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性资产获取动机说”，认为战略性资产获取型投资的目标是通过全球化战略以获得技术等关键资产，从而提高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并于1995年进一步提出，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联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外国的技术和市场，同时也是为了运用现有的竞争优势。邓宁（Dunning，1998）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3]FDI的快速增长，这时FDI较少地强调利用既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而更加关注通过并购新的资产，或与外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展自身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与早期的自然资源寻求型FDI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区位选择上却有很大的不同。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利用的创造性资产，如技术知识、学习经验、品牌商标、管理专长和组织能力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邓宁的OLI分析框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不断拓展，如Dunning (1993)提出了附加策略变量的动态OLI模型，将企业策略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纳入FDI的动机分析，并将其与所有权优势结合起来进行统一处理。其后不断关注和强调外在条件中竞争优势的获取，如战略联盟方式（Dunning,1995）、区位优势（Dunning,1998）。而邓宁（Dunning，200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传统意义上利用公司已经存在的所有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一种产权，转变为跨边界经济活动的一种日益重要的形式。这种跨边界的活动不仅能够获得公司在多个国家经营所形成的技术的市场协同效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和获取国外竞争者、供应商、顾客、国家教育和创新体系所提供的创造性资产。折衷范式扩展和重新组合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关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创造性资产和竞争优势的问题。
Dunning对折衷范式的扩展是沿着三个方向进行的: ①对OLI范式的派生性改变, 其表现形式与原框架相比已有较大区别, 如投资发展路径; ②对OLI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动态性考察, 以容纳跨国企业的战略行为, 如跨时OLI要素的相关分析; ③OLI要素所包含的变量进行扩容或作出新解释, 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行为的深化, 如要素的文化敏感性分析, 以及要素变量的扩容等。
回顾近年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企业竞争形态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技术合作、战略联盟等非股权合作在原先的自由竞争、兼并、合谋等竞争形态中凸显出来, 它既是一种新的竞争形态, 又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资源配置方式。从企业角度考察, 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是以企业间的合作契约代替一系列企业内部要素契约, 从而使企业以虚拟网络的形式存在, 原先明确的企业边界变得模糊起来。Dunning (1995) 对折衷范式进行了变量内涵修正,对要素变量的内容作了扩充:
(1) 企业所有权优势应该考虑来自企业之间互动关系和交易的成本收益, 尤其是企业联盟和企业网络给带来的竞争优势。
(2) 区位优势变量应该重点考虑不可移动资产的区域专有性、FDI的空间集聚的地方行政力量在影响当地子公司绩效和地位方面扮演的角色。
(3) 内部化优势应该包括来自企业网络治理结构的影响。
所有权优势中的某些专有资产优势, 如内部工作程序或工艺, 还有品牌所有权、货源供应控制、融资优势等, 多数时候不会因为企业加入战略联盟而改变。但另一些专有资产优势则会受到联盟的强烈影响, 这些优势主要来自创造和利用新知识、维持改善产品质量、与在不熟悉市场中供应商和顾客的联系、规避风险核心资产与价值创新管理、对其它企业的技术与学习经验内部化过程等等, 这些优势通过企业合作产生强烈的放大与互补作用, 使参与企业能更好地组织跨国经营。
但合作不能替代传统FDI。只有通过传统科层控制，企业才能保留价值链的核心部分或发挥核心优势, 例如在路径依赖、学习经验、关键技术、资金全球控制对产生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时, 采用非股权合作会因合作企业目标差异引发冲突, 造成所有权优势的流失。所以企业合作内容最好局限在某些特别方面,通过合作契约还是科层控制应该根据市场失灵类型而定, 而且产业特性和国家特性, 制度结构、技术变化、学习路径、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应对市场失灵的方式选择[4]。
区位因素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外生变量。关注区位优势是为了借助那里的不可移动资产来维持或升级自己的所有权优势, 这些不可移动资产实质上是企业所需的互补资产, 利用这些互补资产, 既可以通过参与当地市场运作, 也可以通过与当地企业非股权合作的形式来完成。非股权合作的双边乃至多边契约经常造成关联企业的空间聚集, 形成企业集群,由此改变区位因素现状。合作增加了跨国企业利用外部性知识和学习经验汇聚扩散的区位优势, 又引导东道国政府为增强区位吸引力而制定优惠政策改善区位现状。随着传统区位因素重要性的下降, 那些与减少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企业集群专有优势以及与保护或增强跨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区位因素正日益重要起来。另外, 企业联盟减少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 实质上增加了投资地的区位吸引力。如何凭借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和其它企业的互补资产去选择利用区位性不可移动资产, 也将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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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nning尝试用OLI的战略变化重新解释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寡占反应论。就产品生命周期来说,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变, 跨国企业面临O和L在不同的产品阶段, 随着技术新颖程度、国外需求变化、企业规模、战略行为等呈现不同的特性，决定了在不同产品周期阶段采取不同的投资行为。用折衷范式重新解释寡占反应论, 可以认为企业之间出现的跨国经营跟随行为与OLI 的变化有关。在开始时, 产业中的寡头竞争者拥有相似的或相对稳定的OLI优势, 当某个企业从事海外生产扩张后, 当地国内竞争者产生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受到威胁的感觉, 于是他们有压力采取相似的战略行为跟随扩张以维护或强化其所有权优势。折衷范式的“一般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2] 这一论断后来被更多学者认可，如Hwy-ChanMoon,Rochl(2001)认为，战略性投资是当前无优势下弱化竞争对手，强化自身竞争地位的投资。
[3]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是邓宁1993年在《跨国企业和全球经济》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邓宁将资产分为两种类型：自然资产和创造性资产，也称为战略性资产（strategic Assets）。自然资产是自然界产业的结果，包括自然资源和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创造性资产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经过后天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基于知识的资产，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无形的创造性资产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现在，劳动力的成本不到汽车生产成本的10%，其余成本则与各种创造性资产的贡献有关。国际竞争日益通过新产品和新工艺展开，这些新产品和新工艺往往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和资产的市场正日益开放，拥有这些资产的企业可以进行买卖。在追求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对获取创造性资产，即主要的创造财富的资产和公司竞争力的关键源泉，给予了特别重要的关注。跨国公司可以将FDI作为获取创造性资产和提高公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4]例如，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较多地采用了传统科层控制, 而日本企业通过合作契约进行跨国经营的比例却比较高, 这与日本企业更注重长期利益, 相互之间高度信任以及看轻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业, 由于灵活制造技术的采用, 上述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企业开始缩减价值链,通过长期契约把原材料供应交给少数供应商, 自己则专注于设计和技术创新。日本在美子公司也改变了原来的方式, 通过短期契约确定了数量较多的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