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统计资料显示，自1990年至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仅为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率为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人们会问，在中国创造了一个2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为什么显得相形见绌？为什么普通职工感觉不到分享国民经济增长成果的欢乐？为什么工人的劳动付出与所得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反差巨大？这样的经济增长对普通职工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政府直接对各阶层进行收入分配的方式，其分配标准主要是政治资源的贡献，同时兼顾经济资源的作用。政府当时最需要工人阶层的政治支持，工人的政治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了政权的稳定和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政府更多地稳定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制度出现了巨大变化，企业管理者成为了收入分配行为的主体，职工与管理者之间的所谓“零和游戏”就出现了。这种零和游戏是在总收入给定的前提下，职工收入越高，管理者的利润及收入就越低，因此压低职工收入对管理者来说就显得有利可图了，这是管理者压低工人工资或压制职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动力。[1]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最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各类社会经济单位必须通过交换获得收益，收益取决于经济效率，而管理者所拥有资源的边际生产力要大大高于普通职工，因此在交换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管理者处于优势地位，普通职工则处于弱势地位。管理者不仅控制了社会经济单位的分配权，并且拥有较强的经济资源力量和组织权力力量，而工人则失去了政府在权力与分配方面的强力援助，管理者与职工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同时管理者还可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负担及决策失误成本、竞争失利成本与贪污腐化成本转嫁到职工身上，例如为了节约投资而忽视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造成工伤事故不断，特大伤亡事故屡有所闻；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管理不善或侵吞国有资产，导致企业破产，管理者却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企业，摇身一变为私营企业的老板，职工被以极低的价格遣散，美其名曰“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最终的买单者与利益牺牲者。[2]目前，我国日趋紧张和尖锐的劳动关系，无不与这种缺乏规则与再调节的收入分配方式缺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如果说通过市场机制，依据按劳分配兼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属于第一次分配，其所依据的是效率原则的话，那么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国家依靠一定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依据公平原则所进行的重新分配则属于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市场分配的单一效率原则存在固有的盲区，会产生诸多的社会不和谐，最终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有效调节。政府调节的目标与纯粹的市场目标是有差别的，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完全靠市场就可以完成。这就要求政府一定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是政府的职责？ 就GDP消费率看，发达国家为75%，世界平均为70%，我国仅为55.4%。我国GDP消费率最高是1981年的67.5%， 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我国的总投资对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2%-23%。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看，投资与消费（消费又可分为内需与外需）是市场的两大主要需求因素，两者此消彼长，投资率高，消费率就会偏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就会偏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消费和出口增长相对稳定时，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投资增长发挥了主要的拉动作用。然而，由于受资源和消费需求等的限制，投资增长速度也不能过快，超过了一定范围，投资就会过热，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能源和原材料的紧缺、通货膨胀等。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这与建国后在完成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目标是直接相关的，其采取的策略就是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但单纯畸形的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有着诸多的局限性，会带来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一是国民经济运行大起大落，波动幅度较大，难以实现稳定快速的增长。二是GDP投资分配比率不断攀升与消费分配比例不断下降，实际上并不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果，这对于日益严重的就业与消费内需不足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大帮助。三是由于投资比重偏高，使得资产所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比重增加，而普通劳动者阶层，由于工资水平偏低、缺乏社会保障、失业率太高等原因，使得他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进而造成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现象加剧，社会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风险。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GDP的快速增长只有高度依靠外需（即出口）来解决剩余产品问题。[3] 只有消费的增加才能决定再生产的扩大，而消费的增加是与消费者的信心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直接相关。目前，真正能推动消费的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状况的改变。按照消费理论的观点，低收入的人群消费倾向较高，即支出相对收入的比例较大。当收入增加后，边际支出的增长比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要高，他们会用较大比例的收入增加部分来增加基本生活方面的支出，使得消费品销售，特别是零售业的销售得到增长。以目前居民的收入增长情况看，无论如何得不出消费会得到有效增加的结论。即使是收入状况不错的中产阶层，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购买私家车等消费要求进行长时间的储蓄积累，这无疑会抑制当期消费，限制其他产品的消费。另外，教育、医疗、房地产等普通居民必需消费品的价格定价偏高，也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预期，人们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为买房、看病、孩子上学做准备，有钱也不敢花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是个总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期待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必须解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内需增长乏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分配政策有明显的缺陷。财政政策作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应着眼于一次市场分配的不足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行有效的调节，但我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长期以来即是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利用财政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它先天的不足：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4] 当财政政策将拉动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并直接身体力行时，其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民争利，形成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忽视了利用财政手段调剂收入分配的主要职能，使得社会公正得不到有力保证。这就对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制造了巨大障碍。 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的财政政策思路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必须转变财政资金的使用投向。只有完成财政政策目标与实现目标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社会总体目标的转变，要求政府的职能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职能的总体转变也必然改变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即由投资建设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平衡、协调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上来。具体来说，财政政策的目标在再分配方面，应强调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不是追求简单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在财政支出方面，应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而不是只关注投资和经济效益问题。目前看，政府财政资金投向应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这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营造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校正失衡的劳动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