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我国即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邹东涛教授、欧阳日辉副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国所有制改革30年（1978-2008）》一书已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从伟大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对公有制的论述开始，阐述了关于公有制中所涉及的理论束缚于突破。进而对我国公有制理论进行了探索并以客观的历史事件为突破口，阐述了自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所有制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步一步将所有制改革理论展现在众人面前。
作者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一切所有制问题，砸碎束缚思想的枷锁，突破固守的藩篱，走出思想的樊笼。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我们在进行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既不能走教条主义，更不能走经验主义，必须脚踏实地的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
本书认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改革之难，难于所有制。本书提出，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改革绕不开所有制改革，高不过所有制改革，也深不过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自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部分，无疑是我国“破”计划经济体制、“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难点之一。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本书提出，所有制是灰色的，生产力之树常青。作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与所有改革的成功。改革开放30年，理论争论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实践创新取得成就最大是所有制改革。所有问题是永恒的话题，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当然所有制的每一次改革都和实践紧密相连。所有制的实践“倒逼”所有制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成为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本书提出，解放思想是所有制改革的一大法宝。秉承“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的理念，本书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耳熟能详的典故、经典的案例和传奇的改革故事，深入浅出地重现所有制理论纷争，剖析国企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土地制度变迁和集体经济创新中的所有制改革，力图破解经济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寻找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通俗易懂、说理透彻、语言活泼是本书的特色。所有制问题是一个学术性很强、很严肃的问题，即便是经济学专业人员也不愿意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本书集知识性、趣味性、理论性于一体，大量引用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典故、比喻、成语、俗语等来论述艰深难懂的经济理论问题，以避免理论著作的枯燥和乏味。例如,作者在论述利益关系时引用了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论述产权理论时，通过分析妇幼皆知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生动地解释了科斯定理。因此，本书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学中的运用，而并没有完全采用“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案例分析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作者精选了一些所有制改革案例和传奇的改革故事，插配了一些图片，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快乐阅读。比如，本书讲述了“五老火锅会”、“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由来、“下马”与“上马”之争、“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鱼塘承包风波”、“傻子瓜子”年广久、民企“原罪”、郎顾之争，解释了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长征”、“新的伟大革命”，收集了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中国第一乡”、“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等故事。《中国所有制改革30年（1978-2008）》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之作。美国之音 中国所有制改革仍有顽固堡垒攻破
来源：华夏记者网 时间：2008-12-02
尽管30年来中国在所有制改革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特别是要破除所有制歧视。
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最大
中央财经大学星期天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题为“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邹东涛教授在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理论争论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实践创新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
他说：“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决定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30年前，把中国经济拖入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个人在房前屋后种点自留地都会受到批判；工厂企业更是单一的公有制，连卖酱油的小铺都挂着国有招牌。其结果是，中国在高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对所有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改革在五个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他说：“第一，在农村实行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第二，30年来，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异军突起；第三，国有经济的改革；第四，建立了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经济；第五，公众持股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存在严重所有制歧视
不过，与会者也指出，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认为，目前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他以温州为例说：“温州很有钱，就这么一个地级市，1万亿吧，民间资本。这个钱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出口，因为过去反复打击地下钱庄，整顿它们。另外一个方面呢，小企业从银行里边绝对拿不到钱。可是现在呢，我们放开民间金融的步伐太慢了。这就是所有制歧视。”
最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庞大计划。可是，马立诚认为，关键是要拉动和带动民间投资，而放开民间金融就是一个拉动民间投资、推动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入发展的好办法。
他主张，地下钱庄升到地面。他说，金融要突破所有制的顽固阻力：“什么叫扰乱金融秩序？一直，我们给钱庄扣好的帽子。 我自个儿觉得，金融秩序就是你借了钱要还钱。在浙江地下钱庄，还贷率是很高的，坏帐率大概在3%以内。那不是比我们国有银行强太多了吗？”
北京首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南宁谈到中小企业的困境。她说，中小企业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可以起很大的救生圈作用，但是中小企业现在活不下去：“原因在哪儿呢？它的信用度是零。占了注册实体98.8%的中小企业，它的信用度是零，而占了0.2%的国有大型企业占了100%的信用。”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至关重要
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强调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重要性。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目前制约和束缚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有三种观念，那就是，公有制主体论、私有制剥削论、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论。蔡教授还提出，在选择所有制的问题上不能搞长官意志化。
他说：“如果30年前让我们的农民自己去选择，绝不是仅仅是一个承包权的问题，他们肯定把土地就分了。今天30年之后，现在多少个地方的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1954年的宪法就已经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是归私人所有的。那后来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搞了集体所有制，搞了人民公社。所以所有制到底谁来决定？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首创精神一直在突破官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在遏制着群众的首创精神。”
改革所有制需要去除政治内涵
王南宁提出，研究所有制问题时是否可以抽去其“主义”，也就是政治内涵，而把它看成是对国家或者一个结构体的管理模式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把它称为一种管理的模式，那么我们可探讨的空间就太大了。就是说，我们抽掉它的政治束缚，来把它作为一种管理模式，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非常活跃的、非常新鲜创新的理论都可以拿出来了。”
不过，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李成勋认为，所有制改革不能没有底线。他说：“公有经济从GDP上占的比重小一点没关系。量上的小不等于它的控制力差。但是不能够说公有制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们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来改革社会主义了。”
他说，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西方学者和政府在考虑增加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可一些中国学者却认为，有些东西还是私有化最好。李成勋认为，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不符合社会实践所做出的证明。（作者：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