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刊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文章，文章强调金融危机是机会，决不盲目救落后生产力。汪洋表示，广东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快速发展的快乐，现在也要勇敢地面对市场周期性波动带来的痛苦。他指，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而一批果断转型、狠抓自主创新的企业，面对危机反能脱颖而出。如果没有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广东要实现发展模式之变、实现科学发展的难度或许会更大、时间会更长。文章称，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决。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新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另一方面，温总近期三下广东，一再强调扶持中小企业，意思就是目前稳定企业第一。为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日前视察广东中小企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东五日专门召开全省中小企业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将集中投入一百多亿元专项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其实，政府拨备的专项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却恰好是属汪洋不救的企业。内在的原因自然在于，汪洋同志考虑的是地区未来的发展问题，而温总却站在当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两相对照，党和政府似乎是两个喇叭，各吹各的调了，在这里我不预备对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枉加揣测，不谈。在这里就事论事，谈谈我对汪洋同志的“腾笼换鸟”说说我的看法。对于汪洋同志所阐述的广东面临问题的根源，无疑是对的，我也完全赞同，但对于他的“腾笼换鸟”的政策论调我又是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如下所论：一、产业升级是个伪命题：
在新竞争经济学里，竞争中最起作用的要素不是投入和规模，而是生产率-----这在所有的行业里都适用。‘高科技’这个标语，正常地用于诸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已经扭曲了人们对竞争的看法，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只有少量公司能以高级的方式进行竞争。对于这次由南方都市报在东莞主办的珠三角突围论坛，入会的嘉宾，除了秦晖先生外，其他诸人大多持这种观点的，其中尤以亚洲银行顾问胡春力的观点最为直接。关于这点，可参见南都相关报道。但事实却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只有低技术的企业，却从没有低技术行业这类事情。如果公司能够使用世界级的技术和经验去提高生产率、去创新，提供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服务的话，那么公司可以在任何工业---鞋类、农业或者半导体行业；那么公司可以在任何价值链段---开发、营销、加工都具备竞争优势。鞋类的耐克与宝元，信息技术的苹果与鸿海精密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成功者告诉我们，事实上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价值链段都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所有的行业都可以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去过澳门和拉斯维佳斯的人都可以感受的到，在这里，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个行当：赌博业和妓女业，是如何被那些精明的商人，用最新的管理技术和工具把他们彻头彻尾的予以改造了的。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经济生活的竞争更具动态性，公司通过全球资源调配可以减少许多投入成本的不利因素，使旧的比较优势观念不再那么相关，相反竞争优势依赖于使投入品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利用，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持续的创新，事实上，企业为了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能够取得长期稳定的经营状况，它将不得不努力开发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或者通过吸收合并其他行业的企业，以充实系列产品结构或丰富产品组合结构，那么企业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行动呢，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即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促进企业这样行动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l 需求增长率停滞；
l 买方市场过于集中；
l 需求的不确定性。
促进企业这样行动的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l 企业内部资源的潜力挖掘和裂变；
l 企业本身的规模；
l 现有行业的发展压力。
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企业的发展是存在一定序贯原则的。
而这次因为市场压力的原因导致的珠三角特别是东莞企业的‘倒闭潮’，正是市场通过自然选择的手法，优胜劣汰，来巩固珠三角特别是东莞所业已取得的成就，由市场本身的机制来为珠三角建立一种自发的市场和竞争秩序，由自然法则来筛选和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
但可惜，突来的困局（事实上只要懂得经济周期理论的人，就决然不会认同今天的东莞的困局是突发的），打瞢了相关的学者和决策者，他们不能够相信这种自发的秩序，不能够相信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事实上多是在没有什么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但他们却正在发挥作用。我们还会发现，正如亚当·弗格森所指出的：“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那些由自由人的自发联合所制造的事物，往往比他们个人的头脑所能全部理解的东西更加伟大。”他们的理性主义告诉他们世界是可以按照他们的主观意志可以设计的，而‘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这类政府干预型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在这里我不预备就经济的秩序问题做过多的论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是完全赞同秦晖先生在论坛中的相关发言的。他说：“东莞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发展的奇迹，我觉得东莞发展的奇迹应该维持。”
我也认为东莞现在的模式应该维持，当然这种维持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基于我前面强调过的，企业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我裂变。积极地使用世界级的技术和经验去提高生产率、去创新，因为事实上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价值链段都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价值链段都可以成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如果东莞的、珠三角的公司真的把握好这种精髓，那么他们也就具备了与竞争对手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了，具有了核心竞争力，那么这个公司也就完成了它的产业升级了。
二、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
提到了竞争力，那么我们就来谈谈竞争力这个话题，竞争力的研究，事实上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和领域：产品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地区）竞争力，毫无疑问，这些不同层次的竞争力彼此都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企业的竞争力则是核心和基础。产品竞争力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企业竞争力最直观的表现载体，同样国家（地区）竞争力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该国或者地区或该产业所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的积和。正如迈克尔。波特说过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既然所在地的企业具有竞争力了，产业升级了，那么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也就上来了。
马克思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样生产关系也将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对竞争力的认识上的，同样对于形成有正面影响力的政府的框架，也是基础于竞争力之上的。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只有当其影响力能够影响其所辖地区的企业的价值创造时，它才能够在经济上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这包括两方面；一、形成有影响的政府的结构是建立在政府与其所以辖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够创造价值；二、有影响力的政府是联结投资者与他的客户之间的中介，他既是与其他政府联结的中介（这点对于那些做国际贸易的企业感触的更深刻些），又是与其他中介如研究机构、融资机构、立法机构发生联系的中介。
也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的是：公司在某一特定地区竞争的熟练度是受到所在地区的商业环境质量，特别是政府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投入品的强烈影响的。例如：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公司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公司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拉的办事程序下或在不能够很快很公正地解决争端的法制体系下，企业就不能有效的运作。
我们前面提到了，今天的经济生活的竞争更具动态性，公司通过全球资源调配可以减少许多投入成本的不利因素，使旧的比较优势观念不再那么相关，相反竞争优势依赖于使投入品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利用。而这也将直接决定了公司所在地区的富裕状况。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发现了，对于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来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努力创造提高其所辖地区企业的生产率的环境，至少是这座上层建筑不去妨碍企业的生产力的发展。
还是遵循新竞争学派的观点：对于政府来说，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竞争的微观基础将最终决定生产率和竞争力。这也就决定了政府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必须保证高质量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基础设施的供给；他们必须制定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特别是反垄断法-----以便提高生产率和创新，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也正因此，我恳求我们的政府，先别忙着‘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而是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扮演了一个合格的并且在经济意义上合理的有影响力的中介，是不是为所辖地区的企业提供了足够的企业竞争中所以必需的微观基础，这才是正经。
‘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应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