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兴起了“打工潮”，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已经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小农社会。除了为了赚取收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外，另一原因则是为了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由第一种原因向第二种原因转变具有必然性。但是，如果国家不考虑城市吸纳能力（提供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的能力），片面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甚至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交易获得进城买房资金的政策，中国可能会因为出现远远超过城市新增就业机会的农村人口进城，而降低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致使中国城市就业丧失弹性，从而危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靠打工富起来的英山农村
湖北省英山县雷店镇程咀村的村民郑长球对自己眼下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膝下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在苏州打工。这样的生活虽算不上小康，可毕竟也算是衣食无忧、生活自得了。搁80年代，他是想都不敢想的。
2000年以前的程咀村还是个相当贫穷的小村子，村里大多是砖瓦房，还有一些是土墙瓦房。1990年代初期，村里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开始外出打工。1995年前后，那些外出打工的村民用自己赚到的第一桶金率先在村里建了最早的几栋楼房，乡亲们都眼热了，于是在村里出现了一个加速的外出打工潮。 目前，程咀村有503户约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打工，平均一家有一人在外打工。春节回来时，每个人平均能带回来7000—10000元，算下来程咀村每年共有300万元左右的打工收入，这比土里刨食不知强了多少倍。 程咀村的情况只是英山县农村的冰山一角。 1990年代以前的英山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经济条件相当差，农民生活仅仅维持在温饱的水平。1990年代以来，英山农民开始大量外出打工经商，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轻纺行业。在当前英山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收入至少要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也许数字不是说明英山县农民通过打工致富的有力证据，但村里那竖起的一栋栋三层小楼，驰骋在村间小路上的摩托车，还有依偎在门口晒太阳的七旬老翁脸上欣慰的笑容和村中嬉戏打闹的孩童，最能说明外出打工的甜头。 1997年，程咀村有了第一台摩托车，2007年底，全村已购买400多台摩托车。 2007年，记者到程咀村时发现，全村503户中已建起了260栋楼房，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层楼房。农民工能在城市扎根吗
英山县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兴起打工潮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目前中国进城打工的农民数量在1.5亿—2亿之间，接近西方七国集团就业劳动力总数的一半。
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仅仅依靠种地，农民不能获得高的收入。1970年代，沿海农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兴办乡镇企业的高潮，大量农民转移进入乡镇企业，农民收入有了提高。 乡镇企业较快的发展集中在沿海地区，拉开了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民收入的差距。到19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有了极强地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向沿海城市转移。进城打工经商收入高于一般农村农民从务农中获得的收入。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打工经商潮。 进城农民工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吗？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城市打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城市赚钱，而在农村实现人生目标。这样一来，农民工进城打工经商，就是通过劳动力的输出带来资源的输入，农民工不断地从城市打工获取收入，以此供养农村的家庭生活。 从1980年代末至今，大规模农民进城打工经商已有20年时间，第一代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有些已经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在离土又离乡的进城中获得了大量机会，赚了不少钱。但对于绝大多数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20年一代人，到现在，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将不得不返回农村，而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成了第二代农民工。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成为不了城市的主人，为什么在满足温饱之后，这些农民依然还选择留在城市继续打工，而不选择早日回到妻儿老小温馨团圆的家中呢？
贴补家用之外的“面子竞争”
到程咀村随便走走，就能发现，那些掩映在绿树中的三层小楼的第三层其实只有半层，不能住人，可以起到隔热作用，但建第三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面子上好看。
这种要求“好看”的心情诉求表现在程咀村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郑长球只是普通农民，并无特别多的收入，他为女儿置办嫁妆，看起来不能比别的村民差，在用卡车拖嫁妆的时候，卡车必须装得满满当当。女孩出嫁时，接新娘的不能只是一台拖嫁妆的卡车，要用两辆以上的轿车来接。结婚典礼之前，新娘新郎要到县城花几百上千元拍结婚照，要在县城或镇上给新娘化妆，结婚典礼时要请专门的摄影公司录相并刻光碟留念。 这种攀比不仅仅发生在建房和婚礼庆典上。在英山农村，送礼是村民极大的负担，程咀村老支书张太平已有68岁，他与妻子一年摘茶叶总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礼就得花上1000多元。一般农户一年送礼的钱在3000—4000元。英山农村红白事、建房子、孩子上大学、做生日等事都要办酒席，本村邻里都得送礼，亲戚朋友更得送，而且礼金由改革开放前的1—2元涨到现在的30元。英山农村并不富裕，尤其是像老支书张太平，很有限的收入，却不得不花费相当部分用于人情送礼上。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无论是办酒席的收人情一方，还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从人情往来中得到好处，现在却仍然看不到人情消减的趋势。 按照常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可以追求体面的社会关系。问题在于，英山农村在建房、红白事、送礼等方面的支出，似乎攀比的成分太高了点。无论是盖三层楼房还是办婚事，都超出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而英山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更强化了这种“面子竞争”。 “面子竞争”是村中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命运，除非甘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老支书张太平之所以用全年总收入的1/3来参加村庄的人情循环，就是因为他不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有些比张太平书记更困难的老人终于不再有能力参加人情循环，他们在村庄内就被排除在外，社会性地“死亡”了。 人情循环虽然年年要出钱，却是相对较少的钱。农民最大的支出压力是建房子，一栋二层半的楼房要花10—13万元，对于英山农村来讲，这么多钱显然是不容易积攒的。据记者了解，程咀村60%以上建楼房的农户是靠借钱建的。 这样一来，农民外出打工经商对英山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就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农民外出打工经商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在村庄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居住环境，而且刺激了农民在村里的竞争。在农民大规模外出打工经商之前，英山农村农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庄经济分层不明显。但到了1990年代，大批农民外出打工经商，用赚到的一笔相对当地农民很高的收入，做到了那些分层中处于上层人士可以做成的事情，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这样，外出打工行为就会引发连锁效应，越来越多农民外出打工经商，不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家庭经济现状，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赚钱来维持在村里的地位和面子。 随着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赚钱，村内就会越发强烈地感受到相互竞争的压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来应对这种压力。由此形成了一个为了维持在村庄的“面子竞争”和维持相应社会分层位置而外出打工赚钱的逻辑。 这样，在英山农村，农民强烈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竞赛中，而提高收入的目的是在村里维持“面子竞争”。农民在赚取收入方面的精打细算和花费方面的浪费形成了鲜明对照，且精打细算地赚取收入的行为是服从于浪费性的消费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的收入服从于村里相对传统的“面子竞争”需要，农民从城市获取了较高的收入，从而刺激带动了农村传统的各种消费、竞争及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英山农村的农民将打工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带回村里。村庄对他们来说是打工赚钱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获得安稳生活的手段。村里的财产和人员并未全方位流出，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英山农村似乎更加繁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