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私人生活 公共空间 半熟人社会 社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大大增长，并最终影响到了农民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并因此产生了重建村庄公共生活的强烈要求。本文以2006年冬季在辽宁大古村的调查为基础，对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和农村公共生活的转型作了讨论。
一、阎云翔的讨论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以在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农民隐私权兴起的关系。黑龙江下岬村“每年漫长的冬天和常年的经济匮乏使得这里的居住环境相当拥挤。直到80年代前期，这里的人通常都是阖家老少不分男女地睡在一条炕上”。[1]老宅子“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反而促进了社会交往，特别是同村亲友之间的‘串门子’。这种无目的性的互访非常频繁，而且已经程式化了。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串门子”。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下岬村民的经济条件改善，尤其是住宅结构中出现了功能分区，一是有了客厅，二是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卧室。出现这种住宅结构变化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部分，“住房改建也可以被看作是村民们对近来兴起的夫妻独立与个人自由的要求的回应”。（P139）
阎云翔认为，新式住宅中，客厅的出现十分关键，“客厅的意义在于它同时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建立一个转换区域。客厅是在私宅之内的半公开地段，从而确保了家庭的隐私不必受到外界的窥测或侵扰”。(P140)正是客厅的出现及院墙及院门的出现使住宅越来越成为私人的空间，“在住宅越来越与外界隔绝，对外人越来越不开放的情况下，串门子明显减少，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而日益疏远”。有两个具体原因导致串门子的减少，一是“住房条件改善及家中拥有电视和音响设备”，二是“如今到别人家时举止要比过去受约束，也麻烦多了”。
阎云翔的意思似乎是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私人生活的转型（或隐私权的生长），农民的住宅出现了有利于保护私人生活和生长隐私权的功能分区，住宅的功能分区又进一步减少了村民的相互串门及进一步使住宅成为村民的私人空间。住宅结构的这种转变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P155)
阎云翔的讨论是给人以启示的，不过，阎云翔的讨论在一些关键环节显得模糊，因为阎云翔的落脚点是“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但阎云翔没有说明为什么人们现在会在且只是现在才在私人生活领域要求增加个人权利。且问题是当前农民最为需要的究竟是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还是公共生活中的欢快局面，是农民在要求个人权利还是他们不得不承受与社会相隔绝的代价？及这个个人权利究竟是什么样的“权利”。在中国，尤其是农村，人们缺少对宗教性价值的体验，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离开集体生活，农民是增加了个人权利，还是减少了个人福利？
阎云翔说，串门子的减少，是因为住宅功能分区带来的公共性下降的后果。但仅仅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判定串门子减少的原因，未触及当前农村的痛处。阎云翔认为，住宅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促进了社会交往，串门子变得经常。反过来就是说，客厅的建立使室内活动空间增大，而电视和音响的出现，使得串门子没有了动力。但另一方面，室内客厅的出现使住宅的公共性增强，至少使客厅公共性增强，这有助于村民串门。而无论是否有电视或音响等现代设施，中国农村的农民都是喜欢面对面交往的，都是希望在村庄共同的交往中获取生活乐趣，提高生活质量及了解村庄信息的。在本文以下大古村的调查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农民对公共生活的强烈需求。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下岬村的农民没有利用客厅这个更加公共性的空间来增加串门子，从而提高公共生活的质量？据我们在南方农村调查，这些地区的农村的住宅结构早就有了功能分区，都有一个大客厅（堂屋等），但这并没有因此减少村民在农闲时节的串门，尤其是同龄群体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几率。
串门子的减少与住宅功能分区及所谓个人权利增长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讨论，不过，阎云翔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社会的变化，可能误会了农村社会变化的逻辑，并且可能误导对农民需求的理解。当前农民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且闲暇时间的消费已经成为负担，农民缺少的不是所谓个人权利，而是对公共生活的迫切要求。但农民的公共生活的确又不同于过去的状况，因为过去的公共生活是一种熟人社会的同质群体的公共生活。当前的中国农村，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中异质性因素大大地增加，农村社会快速地半熟人社会化了。农村公共生活需要重建。
正是从重建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当前东北农村串门子的减少及私人生活的转型，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及可能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家庭私人化
大古村是辽宁沈阳市郊县的一个农业村庄，全村约有700人，1500亩耕地，属平原地形，种植水稻。大古村的住房结构自建国以来已有十分巨大的变化。
这种新式住房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古村得到普及。但鲜族人仍然讲究大炕，是传统的“一明两暗”，即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大炕的住房结构。鲜族人与汉族人不同的地方是，鲜族的炕是通铺炕，就是整间房子全是炕，没有炕上炕下之分。
客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内的功能分区。在没有客厅的房子里，卧室的炕是公共场所，来了客人或相互串门，大家就坐到炕上去了。吃饭也是在炕上。一般来说，冬季是农闲时节，室外活动不方便，人们相互串门，就可以到各家炕上叨嗑。冬季里，各家的炕都烧得暖暖的，叨起嗑来很舒服。
按大古村支书关平的说法，自从有了客厅后，人们串门，就不会随便走到炕上去坐，而是在客厅聊天。客厅与卧室的功能开始区分。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坐在客厅聊天是愉快的事情，但到了严冬，坐在客厅就会很冷。一般农户在建房子时，都会在客厅装上取暖设施。但是，取暖要花钱，若不是有重要客人来，或有重要事情，客厅的取暖设施都不会使用。一般村民过来聊天，在严冬时节，就很难在客厅坐下来。而因为已经有了客厅及客厅与卧室的功能区分，一般邻里再进到卧室炕上去坐，就会觉得颇不方便。如此原因，就会进一步减少村民到其他人家串门的次数。
尤其重要的是，在暖和的时节，村民都很忙，相互串门的就少。而在严冬季节，农活无法再做，空闲时间很多，正是可以串门聊天的时候，却因为客厅、卧室的功能区分，而让一般村民感到进入他人卧室的不方便，从而让一般村民在决定是否上他人家串门时，多了几分是否去及去了是否方便的考虑，从而使串门叨嗑减少了。换句话说，本来有了客厅这样一个比卧室炕上更加公共的空间，村民相互串门应该更加方便，却因为东北寒冷冬季农闲时节与客厅功能的错位，反而使串门减少了。
三、大古村民公共生活的状况
不过，以上从住房结构尤其是客厅与卧室功能分区对减少串门的影响分析，很不被出生在东北农村的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师李洪君所认可。李洪君认为，东北农民相互串门减少，并非由于住房结构变化所致，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无疑，住房结构的变化也是当前大古村村民串门减少的一个原因。
大古村村民相互串门的减少，大概在1990年前后变得明显起来，现在大古村村民很少会到其他村民家中聊天或打麻将娱乐，即使有，也往往集中在很小的朋友圈中，而非邻里之间。比如村支书关平和另外几个年龄更大一些的村民，隔几天会聚在一起喝一顿酒，酒后打打扑克。不过，即使关平他们也只有很少的时候在家里喝酒，大多数时候是到镇上餐馆喝酒，酒钱由打扑克赢了钱的人出。大古村只有很少的如关平这样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圈子。大部分村民甚至很长时间没有跨入其他村民的家门。
因为相互不串门，村民在绵长冬季的日子就不太好过。鲜族老人郑重和刚过70岁，子女均已成家，经济条件都好，也都不在身边。郑不愿意到他人家串门，觉得到别人家拘束不自在。但一天到晚，郑与老伴两人在家，闲得难受。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一个人玩扑克。中午睡过午觉，再一个人玩扑克或摆麻将。到了晚上，郑会喝约六两白酒，喝过酒后看一会子电视[2]，晚上八点钟开始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就会醒来。郑特别害怕冬天，因为如果是夏天，早上醒来可以出去锻炼，或搞一些劳动。冬天太冷，无法起床，只能趴在床上，翻来翻去多少回。
害怕冬天的凌晨，是大古村所有老年人共同的问题。我们在大古村访谈过6、7位70岁上下的老年人，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大古村老年人不仅与郑重和有同样的害怕冬天凌晨醒来却不得不趴在床上的问题，而且有同样的看不懂电视剧、却又极少到他人家去串门叨嗑的问题。有的春天或秋天，甚至冬天，天气适宜，老年人会聚在村中一个角落“晒赤膊乎”，也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有固定的地方，一般是在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2004年，这块空地被上级拨款修建为村子里的一个小广场铺上了水泥。这个铺上水泥的小广场，从此成为全村村民（尤其在夏季）的活动中心。个别老年人之间也会串门，但仅仅是个别老年人独自到另外一个单独住着的老年人家里去串门，而不会到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家去串门。
老年人不串门，年轻人也不串门。如果不串门，漫长的冬季怎么过就会成为问题。相对于老年人来讲，年轻人有更多打发时间的方式，比如常有村民结伴到镇上卡拉OK厅唱上一曲。年轻人也更喜欢看电视，也更容易看懂电视剧。不过，大古村年轻人在冬季的主要娱乐却是到村中两个小商店打发时间。
大古村在1984年开了第一家小百货商店，此后陆续又开了几家，但因为大古村人少，购买力不足，只存留下来两家小商店。最近10年，村中的小商店都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于给来小商店打发时间的村民休闲娱乐。每到农闲时间，两个小商店都会坐满来访的村民，其中有几个人会打麻将，赌很少一点钱，大部分村民则站或坐在旁边围观或聊天。在小商店聊天村民的年龄大多在30—50岁之间，男女都有。调查期间，我们数次到其中一个小商店观察，都看到有约20人围坐在那里，除一桌麻将正在开打以外，其余的人都在聊天。另一个小商店最近没有开放供村民娱乐的房间，因为店主最近太忙，而来娱乐的村民却到11点钟以后还不愿离开。
有趣的是，在严冬季节，大古村一方面是每家每户早早入睡，一方面是两个小商店热闹到深夜人们还不离去。两个小商店事实上起到了公共空间的作用，为缺少打发时间办法的大古村民提供了打发时间的地方。小商店的热闹是大古村村民少串门、村民住宅公共性减弱的后果。同时，小商店提供的公共空间又进一步替代了村民住宅的公共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村民相互串门的必要性。大古村民相互之间的少串门，使其生活方式变得与城市类似。村民需要公共生活，刚好小商店为吸引顾客，而愿意辟出一间房子来满足村民公共生活的需要。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因为2004年修建在村子中间的小广场，而更加活跃。小广场是室外的，有一些体育器材，在严寒以外的季节，小广场就成为村民们愿去的地方。在夏天，村中一些积极分子会在广场上放一些音乐，有一些中青年妇女也愿意在广场上跳上一段健身舞。夏天农闲时间的夜晚，大古村广场的人们都是心情愉快的。广场的夜晚很温馨，一直到了很晚还有人舍不得离去。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中，年节是十分重要的一块。虽然近年来年节的味道越来越淡，到了春节，全村人还是要相互串门拜年的。在父母生日的那一天，做子女的还是要回来陪父母吃一顿饭并送一点礼物的。清明节也还是要给过世的亲人上上坟的，等等。
大古村比较有趣的一个节日是三八妇女节，全村不分男女老少，大多数人都要过。这个节日并非村集体组织，而是大古村人习惯了的节日。大古村民过三八妇女节是30年前的事情。之前，大古村的鲜族人到了三八妇女节会隆重庆祝一番，村里汉族人觉得鲜族人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有意思，也热闹，就逐步跟随。当时村集体还有点钱，就推动了一下，后来村集体经济困难，也不再补贴村民的活动。村中三、五户关系好的村民，就各自出钱，热闹热闹。具体地，村中成年男女会几家聚在一起，每家出比如50元钱，然后一起到镇上餐馆聚餐，唱卡拉OK。村中很多老人也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只是他们较少到镇上聚餐，而愿意聚在其中一家包饺子。每年从3月6日开始，村中就有家庭准备庆祝三八妇女节了，节日气氛会持续到3月9日。村民对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有些期待。三八妇女节的热闹甚至不亚于春节。
四、村庄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变化
为什么大古村村民的串门越来越少，而小商店的人却越聚越多？为什么村民不喜欢看电视剧，却热衷于在广场上跳舞，或全家庆祝三八妇女节这个新近才有的节目？
如果要描述大古村最近20年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以前以邻里为基础相互串门的社会性关系与交往逐步变少，而以公共空间为基础的交往需求被创造出来。这一点正与城市的情况一样。在城市的社区生活中，相互之间的串门相对较少，而集体性公共活动的需求却强有力地产生出来。尤其是脱离单位制和街坊约束的新式城市社区就更加需要有公共活动。近年来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在城市社区开辟一些公共的空间，市民在夏天的夜晚聚在一起跳健身舞等。住在城市单元楼的居民一般很少到他人家串门，住的很近，了解却很少，相互之间都很隔膜。这种住在一起却相互不熟悉也少交往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城市社区现象”。
回到大古村来，大古村近20年来也开始出现了“城市社区现象”，村民住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交往却减少了，熟悉到不加思考的程度也降低了，村庄社会由以前的熟人社会变成了现在的半熟人社会。大古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理解其近年来公共生活变化的一个关键。
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长期在一起生活，已经熟悉到了不用思考就可以按地方规矩来行为，就可以理解其他人会如何行事的地步，以至语言沟通也变得不太必要了。[3]大古村建村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人民公社时期，一方面集体活动众多，村民天天打交道，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共同的劳动和交往中度过，因此，村民彼此十分地了解；一方面村民很少流动，几乎所有村民都从事同样的农业生产劳动，职业上缺少分化，收入相差不大，且没有外来陌生人，也少有人到外面生活太长的时间以致会忘记自己村庄的规矩。总之，在村庄中，村民对地方上的规矩是熟透了，是不用思考就可以按规矩行事的了。村民之间也都十分熟悉，每个人都了解他人的秉性和他人的各种亲缘人缘关系状况。村民家庭在经济上相差不多，心理上的界线也就较少。没有一家可以凭借外在势力压倒另外一家，每一口人及其一家在村庄中的人际交往就变得重要，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客观结构的限制，因为客观结构的制约力本身很弱。
在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中，若有冬季严寒和闲暇时间，村民相互串门聊天打发时间就十分合理正常，因为可以通过串门聊天打发时间，生活中的趣味性就增加，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大古村的情况也如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择要可以列出以下三端：
一是集体劳动的解体。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由集体劳动变成了个体劳动，收益权的清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因此产生了更多农闲时间。但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农闲时间的增多没有转化为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因为农闲时间过长，而使消遣时间成为负担。此外，农民虽然因为收益权的明晰而有更高的劳动积极性，相对于集体劳动来讲，却少了劳动的趣味性，少了共同劳动中的竞赛、调笑、甚至吵架所产生的生活审美，从而使劳动起来更容易疲劳，劳动变得单调和难以忍受。个体劳动也减少了村民彼此之间了解的机会。
二是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分化。分田到户以后，大量的农闲时间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变得可能及迫切起来。最近20多年，大古村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过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一些人甚至到国外打过工。社会流动的增加，使村民的经历发生了变化，共享的经验发生了变化，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了，尤其使全村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熟悉程度大大降低了，同时，务工经商和就业多无化，使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分化，有的人富裕起来，还有的人还不富裕。所有这些，使村民交往的心理距离有所扩大，对同样事件的理解变得不一致起来。村庄社会中出现了共享经验不足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