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是村庄的陌生化。近年来，年轻人婚姻地域发生很大变化，很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姑娘嫁到了村里，而本村姑娘又嫁到了城里（至少是在城里买了楼房），甚至本村有钱的及年轻的村民，已经有50多户在城里买了楼房，虽然他们在大古村还有住宅，但并非全部时间住在村里。这样一来，在以前村庄的熟人社会中，却总有那么几个村民不太了解的有点陌生的身影，这些陌生身影改变了村庄以前因为熟透了而可以随心所欲应对的规则。
总之，当前的大古村，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乃至习惯、爱好和秉性，都已经多元化了，村民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不同于其他村民的兴趣、品味和需求，甚至有了个人的隐私空间，这就使村民之间以前无阻隔的交往，加上了一层隔板，村民不再如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随意进入他人家门，村民越来越觉得进入其他村民家不太方便了。
村民不串门，是因为村庄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增加，使村庄社会半熟人社会化了，村民之间有了心理距离，村民在串门时，往往会因为兴趣和品味差异，因为共享经验的差异，因为家庭成员中有人的不很熟悉（比如娶回来的外地媳妇，却又不常在村庄共同生活，以致村民很难了解她的脾气、爱好和性格），因为村民对时间把握的差异（比如有村民喜欢看电视剧，或已经安排某个时间做某事），而使串门聊天这种只要进入村民个人家庭，就使被访人缺少退出选择的方式，变得令人尴尬。串门是针对特定家庭的特定人而去的，因此，串门背后是交往双方的缺少选择权，没有人有办法随意退出聊天，而一旦有人觉得不适而想退出，就会让另一方感到不快，本来串门聊天是为了打发闲暇时间，却因为品味、兴趣和共享经验的差异，或家中有不很熟悉成员及其背后投来的审视目光，而使串门聊天变成了让人不自在的事情，串门持续地减少。与到私人家串门减少相反，大古村的公共场所的交流变得重要起来。比如小商店、广场及三八妇女节时的朋友性聚会。这种公共性交往的好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这种自由加入和退出机制，就不会让品味爱好已经多元化的村民被串门这种私人性和针对性颇强的活动所约束。村民有了兴趣和爱好，有了需求，就到公共场所一走，而没有兴趣就可以退回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去。
五、结语
大古村民串门聊天的黄金时间是在分田到户之初，这个时候，集体高强度劳动减少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内在积极性的调动又使农民可以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将农活做完，农闲时间增加了，而集体时期村民之间的高强度相互交往，使村庄内不仅是同质的社会，而且极其熟悉了解，村民有时间和热情串门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分化，农民的异质性大为增加，村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村民相互串门大为减少，村民的串门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峰，下降到了当前的低谷。
正是大古村的多元化，及由此产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变化，使村民需要一种更加公共化的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的闲暇消遣方式，而越来越不适应于过去以串门叨嗑这种针对性颇强退出机制不足的闲暇消遣方式。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是要适应农村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半熟人社会化的变化，为农村提供可供有效消遣闲暇时间从而有效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公共空间。大古村的广场建设因此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大手笔。若大古村能建设一些室内的公共活动空间，就可能为村民提供比投入多得多的福利产出。当前很多农村，农民住宅修建的宽敞漂亮，却没有一间象样的可供村民公共活动的场所，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当前农村农民住宅公共性的减弱，主要不应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讨论，也不应从农民个人权利要求增加角度来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元化和经济社会的分化，带来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半熟人社会化了，这使得传统的以住宅为公共交往空间的交往方式变得不再合适——因为这种交往，使参与交往的人（至少是房东）缺少退出的可能。也因此，建筑在脱离特定农户基础上的真正的公共空间，就可能会为正在半熟人社会化的农民提供一个交往与活动的场所，就可能只要较少的公共投资，就为农民提供较多的生活乐趣和高质量的闲暇生活。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适应当前农村半熟人社会化的变化，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来重建农民公共生活。
六、余论
回到阎云翔的问题。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第五章“私人空间与隐私权”中，通过对下岬村数十年来农村住宅结构变化的调查，讨论了私人空间与农民隐私权的关系。阎云翔认为，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类似Privacy含义的隐私观念或隐私权，但在传统时代，隐私权不仅存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阶级差异而且隐私权在同一阶级甚至同一家庭内也会因人而异，典型例子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阎云翔因此认为，“抽象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隐私权的有无显然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隐私权是一种随人际等级关系而变动的特权还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154页）。下岬村民在1990年代以来，“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及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通过营造专属自己的一方天地，村民们实际上参与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154页）。
从以上引述，可以认为，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普通村民及传统家庭中地位较低的子女也获得了专属自己的空间，从而使自己可以有较为体面的可以允许隐私存在的私人生活空间。传统社会中，人们并不缺少对隐私保护的追求，问题是缺少这个条件。如此看来，住房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非一定要有新的“关于权利”的观念进入。
不过，阎云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认为，“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给村民带来了各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想法，导致了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新价值是自由，与其紧密相关的则是自主和亲密性的观念。这些新思想成为隐私权的支柱。如果我们不去关注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就无法了解下岬村民对个人空间与自主权的要求”（154页）。
阎云翔进一步认为，下岬村的变化与“私人生活发展的世界历史趋势是一致的。在这一过程里，家庭变得更加私人化：家庭生活以夫妻为中心，家庭成员也更具个人权利的意识，于是就又产生了对个人空间和隐私的更多追求。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变化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显然，阎云翔认为，是因为外来的关于自由、自主和亲密性的观念，促成了隐私权，从而导致了下岬村民对个人空间和自主权的要求，并且尤其是“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的观念，中国农民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是否会在私人空间安排上发生以上变迁？只要看一看建国前所谓大户人家私人空间的安排，事情就一目了然，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户人家“侯门深似海”，一般农民只是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得不全家挤在一条炕上生活。大户人家不仅“侯门深似海”，而且男女有别，而且子女也各有各的独立空间。不仅传统社会的大户人家，而且在南方中国农村的普通农家，也早在建国前经济条件允许时，就建有结构复杂的住房和为每个人留有单独的空间，比如江西、广东、福建农村的情况。
阎云翔在下岬村调查中，村民为什么喜欢新式住宅，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王先生说：“刚结婚那两年我们住在我三叔家的北炕，那才叫遭罪呢。老是担心吊胆，不敢出声儿”，而妇女回忆与公婆一起过日子的情景，最常抱怨的是，“在老房子里，一天到晚都有人盯着你，一点儿都不方便”。（见144—145页）。这些都是在电视大规模进入到下岬村前的事情，即使是建国前，人们也会感受到这种不方便和有这样的抱怨。
也就是说，下岬村住宅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一是农民追求更加舒适生活的努力，并非农民不知道拥挤的坏处和分开居住的方便，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是自外而来的观念革命，这种观念革命的核心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的增加。当然，以上两者总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是何者为基础及关键。我以为前者是基础，是关键，后者则明显牵强，明显是用外来的逻辑来替代下岬村本身的逻辑，而阎云翔恰恰认为后者才是发生变化的基础和根本。
进一步说，阎云翔试图用权利来解释农村的变迁。用权利来解释农村变迁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是缺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且讲求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权利概念的，用权利来解释农村社会的变迁，就不仅可能误解农村变迁本身，而且可能误会农村发展的方向。一旦认为是权利的增加导致农村发展的种种变化，阎云翔就难以解释为何这种权利中没有相对应的义务，以致于不得不发展出“无公德个人”的概念。这里显然不是什么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缺少长远利益考虑和道德文化约束的理性人的行为。
阎云翔引述Boling的观念认为，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中，Privacy的观念在社会平等、亲密关系、政治自由和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史上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又是个人主义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行为准则。就每个人人而言，独立自主和亲密关系（如爱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二者都是因为有了隐私权的保护才免受了公共权力的干预。（151页）
阎云翔讲的“隐私权”具有特殊的含义，其中的关键是“隐私权与私人空间互为依托，缺一不可，正如Patria Boling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将私人空间的感觉加以延伸，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自我的领地’。显然，下岬村民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自我的领地’，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对于当代的下岬村民不是”。
也因此，将下岬村住宅装饰的变化与隐私权联系起来，就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私人领域的革命，这种革命会改变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机制，并迟早会对公共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最终，中国终将变得与西方社会一致起来。我想这就是阎云翔要用隐私权来解释下岬村的住宅装修的原因。而恰在此处，我以为阎云翔有重大误会。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无疑是一本好书，十分准确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农村近年来的诸多变化。我个人以为，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重要问题是过于强调权利在农村变化中的作用。若对权利重新定义，也并非不可以以“个人权利要求的增加”来理解中国农村的诸多变化，但若将个人权利与西方社会的“隐私权”、“政治权利”相联系，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当前农村发展的变化，既有价值层面的原因[4]，又与市场经济导致个人行为的理性从及短期化有关。从本土的角度而非从西方意义上的“权利”角度讨论农村近年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在中国学术语境而非美国的中国研究传统中研究中国农村变迁，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阎云翔为西方人所作的关于中国农村私人生活变革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启示。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农村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区域比较与治理对策研究》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6JA840008）的一部分。
[1]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P129。以下所引阎著，仅标注页号。
[2] 尤其是看辽宁二台的“新北方”社会新闻栏目。后来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大古村人都喜欢看“新北方”的社会新闻。新北方社会新闻主要报道当前社会中各种负面新闻，尤其是社会上各种坑蒙拐骗的新闻。这些新闻可以让大古村人更为提防社会上到处都有的骗子。但正如有大古村民说的一样，这些新闻使大古村人有一个想象的外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到处都是坑蒙拐骗，而缺少基本的安全、稳定、友谊、信任和热爱。这些新闻使大古村人更加缺少安全感和信任感。这一点，我在入户调查时有十分强烈的感受：村民总是防着你，怕你是个骗子，哪怕你说明了多次，他们也防，因为现在社会上骗子的骗术已经太高明了。有趣的是，郑重和几乎不看电视剧，他说之所以不看，是因为看不懂，也看得累。电视节目中的戏剧较受大古村老年人的欢迎。此外，战争和武侠片也颇受老年人的欢迎。老年人看不懂电视剧及看得累，是十分重要的话题。
[3]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我曾在“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一文中有讨论，拙文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陈柏峰在“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也有讨论，陈柏峰文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