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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或纪律或道德等。人类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的活动，需要有特定的规则，没有规则的活动将不能持续。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是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的有效程度，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公平是公正，不偏袒，对一切有关的人公正、平等的对待。 规则是制度问题。奥运文化之所以传遍世界，就是因为有“不分贵贱，只讲规则”的竞技场魅力。奥运规则就是要打破一切权力定势和暗箱操作，运动员和裁判员都置于观众的眼睛之下，决不会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权力游戏。在经济学中，之所以能够解决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在于规则的科学性。没有规则就没有效率，没有规则也没有公平。 效率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衡量资源配置有效程度的经济指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经济学认为：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相反的情况则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如垄断、污染等会使消费者的境遇变坏。管理学认为：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收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 公平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公平反应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是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求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公平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回报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回报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各种回报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进行比较，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并据以指导行为的过程。公平理论可以用回报负出比（回报÷负出）来衡量。当个人回报负出比=他人回报负出比时，个人感觉到公平。当个人回报负出比他人回报负出比时，个人可能要求减少自己的回报或在开始时自动多做些工作，但久而久之，他会重新估计自己的技术和工作情况，终于觉得他确实应当得到那么高的待遇，于是负出便又会回到过去的水平了。除了横向比较之外，人们也经常做纵向比较，即把自己目前的回报负出比，同自己过去的回报负出比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他才认为公平，不公平感的产生，绝大多数是由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目前的回报过低而产生的；但在少数情况下，也会由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的回报过高而产生。影响公平感的因素有四个：一是感觉主观性。回报负出比是个人感觉，而一般人总是对自己的负出估计过高，对别人的负出估计过低。二是标准差异性。回报负出比的公平标准是采取贡献率，也有采取需要率、平均率的。例如有人认为助学金应改为奖学金才合理，有人认为应平均分配才公平，也有人认为按经济困难程度分配才适当。三是实施困难性。如按绩效付报酬，并且各人之间应相对均衡。但如何评定绩效？是以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按工作中的努力程度和付出的劳动量？是按工作的复杂、困难程度，还是按工作能力、技能、资历和学历？不同的评定办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最好是按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用明确、客观、易于核实的标准来度量，但这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做到，有时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法。四是评判差异性。绩效由谁来评定，是领导者评定还是群众评定或自我评定，不同的评定人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由于同一组织内往往不是由同一个人评定，因此会出现松紧不一、回避矛盾、姑息迁就、抱有成见等现象。此外，影响公平的因素还有机会均等、过程公平、按劳分配、社会保障等政治因素。 公平理论认为：首先，影响激励效果的不仅有回报的绝对值，还有回报的相对值。其次，激励时应力求公平，使等式在客观上成立，尽管有主观判断的误差，也不致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感。再次，在激励过程中应注意对被激励者公平心理的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一是要认识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二是不要盲目攀比，三是不要按酬付劳。 在经济方面，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合理化，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率；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分粥故事，能够较为清楚的说明规则、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个故事是说： 有7个经济人组成的小团体，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利益合法而最大化，于是他们想通过规则创新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分一锅粥，但他们又没有称量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大家创新了不同的规则，能过不断试验和集思广益，逐渐探索出以下六种分粥规则：规则一：指定专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结果：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规则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但这样实际等于承认了每个人都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并且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这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耐。结果：造成了资源浪费。规则三：指定一人分粥，一人监督。起初还算公平，但没过多久，大家发现，只有这两人分到的粥最多，两人的权利制衡就演变成为权利合作。结果：导致集体腐败。规则四：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高尚的人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他开始为自己和那些给自己溜须拍马的人多分。结果：造成堕落和风气败坏。规则五：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各种异议，“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意见统一时，粥早已凉了。结果：公平是做到了，但效率太差。规则六：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等到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象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结果：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规则是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唯一手段，但形成、制定和推行某种规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至少经过四种过程：一是达成共识。组织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建立的。规则作为组织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工具，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必须建立在组织成员广泛共识的基础之上，因为很少有人会支持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更没有人会积极参与自己不同意的事。“分粥”与大家的切身利益相关，并且几经探讨和试验，最终找到了大家都认可的分配规则，这便为彻底实行这一规则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二是良性互动。规则也可看作是交易的结果。一种规则是否有效，往往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兼顾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亦即是否找到了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的最佳结合点。要达到这一目的，组织成员间不经过良性互动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良性互动中既含有妥协与合作，也包括不满与争执，“分粥”规则的形成既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互动使人们既认识到了个人利益，同时又关注着整体利益，并且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三是互相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则就是保障一个组织正常运行的轨道，它所产生的乃是一种约束力和规范力，正是这种约束和规范使组织成员的行为始终保持在有序、明确和高效的状态。规则之力即是秩序之力，秩序之功亦为制约之功。从“分粥”最终形成的规则安排中可以看到：任何人都可得到自己应得到的利益，但任何人又难以为一已私利而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人都可行使自己能行使的权利，但任何人又不会因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去妨碍别人——这也许正是建立规则的本义。四是展示公平。公平不等于平均，平均主义实质上是最不公平的。规则公平所追求的是主体地位的平等和面临机遇的均等，它所要达到的是“使人有心之于平，不知使人无心之于不平”，它所要避免的是“设权衡以去私，而人即以去私成其私；犹立法以禁弊，而人即以去弊成其弊”。我们从“分粥”这一规则中最终看到的正是这种人、事、物相宜，情、理、法相融，权、责、利相合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