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人担心罢工立法会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种担心是由于对罢工立法不了解造成的。罢工立法并非鼓励随意地罢工，而是对罢工的行为加以法制规范。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对罢工权的承认和保护而导致罢工浪潮的，相反，由于对合法罢工的保护，平衡了劳资关系、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福利待遇，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退一步说，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也有条件实行免费基本医疗的制度，也就是全体公民有权利享受较低层次的免费的医疗保健预防服务。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
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印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印度的老人包括农村老人也都享有政府的津贴。
据专家估算，较低层次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一年大约需要资金1500亿元。目前，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每年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支出近1万亿元，只要节省一点，免费基本医疗的经费就有了。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改革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以后要坚持国有医院的公益性，强化政府的责任，医院决不能惟利是图，抛弃病人；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实行医、药分离，将医院药房改革成为零售药店。以后还应当允许社会资金在医院周围开药店，杜绝以药养医、开大处方、进高价新药、重复检查、医疗特权等问题。
这次改革强调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不再是父子关系，这样有利于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
方案还强调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变医院管理高成本的问题。目前医院后勤人员占了30%，医院财务不透明，人事管理不公平。
加快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医院，要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在急救业务、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过去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产业化，而是因为没有民营化的产业化，没有鼓励民营医院的平等发展。一方面，政府想甩掉医疗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又不给民营医院平等的发展空间，因此就放任垄断的国有医院靠高价卖药或过度检查来取得收入。以后，国有医院只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有钱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付高价到私立医院去看病。即便是私立医院，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病，因为通过激烈的竞争，它的药价也会降下来。而且在私立医院，医生、护士的服务会更加到位。
方案中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不再统购统销、定点生产，而是各个地方公开招标采购，这样有利于平衡地方的利益。
除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制度之外，我还主张——取缔公立的公费的高干病房、疗养医院，只允许私立医院搞，但必须自费医疗；——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公平分配医疗资源。
应鼓励慈善医院的大力发展。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允许公民设立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医院。美国有公益组织120万个，慈善机构73万家，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官办慈善机构，2005年有了全国第一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和第一家慈善医院，以后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至数十万家、数百万家，才能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
我的另外一个政策建议是建立农民养老金退休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二三十万亿。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农民的养老保障。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也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排除在外。
中国现在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8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也将近1万亿元，现在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早已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全国农村的养老金一年需要2000多亿元，只及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完全可以安排。另外，只要节约每年上万亿公款消费的五分之一，也能够解决全国农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了。
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其意义非凡。它体现了中央政府以民为本、重视民生、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它能够调整农民的消费预期，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扩大农村内需，启动农村市场；它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降低城镇化的成本与风险；它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调整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现象。只要农民有了养老保障，一般来说农民也不愿意多生，生男生女一个样，计划生育的难题迎刃而解。
我的民生建议还包括小产权房也就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房应当逐渐地合法化。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性歧视性房地产制度的结果，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开发自救，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人们常说，现在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了，而我说，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只要还农民平等权利就行了。为什么只有城市人可以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农村人不行？为什么只能政府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而农民不能直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农民也不能对土地开发建设？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也不行？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即打破城乡分治、二元隔离制度，走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城乡均衡的发展道路。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居民住在了乡村。城市化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和择业，还应当包括很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甚至创业、投资，这是城乡人口互动交流的双向的过程。这样才能带动起农村的发展。
有人担心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危及耕地安全。这是坚持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的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主张小产权房主要在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不会影响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山地、林地上开发也要经过审批，要符合规划。少数的小产权房在经过批准的由农用地转变而来的建设用地上开发。
总体上来说，土地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得好、规划得好，反而会增加耕地，“创造”和“新生”出大量的耕地，农民会保护爱惜耕地，开发利用荒地。而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
有人说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最担心的，也就是土地出让金会减少。解决的办法有三：一是尽快出台不动产税，也就是所谓的物业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不动产税。二是出台法规，从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收取一定的集体土地建设费，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金，但数额要比出让金小得多。三是改革分税体制、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税收占总税收的58%，地方占42%，地方是四级政府，加起来才42%，太少，所以他们要征地获利，以后必须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
总之，我的弱势群体经济学一是研究弱势群体的生存规律、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民生政策，二是帮助弱势群体伸张他们的诉求，提出合理的主张，引起决策者注意，维护弱势群体权利，进而带动整个国家发展、进步。弱势群体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解决效率问题，那么弱势群体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再配置，解决公平问题。
2009-4-18
（注：参与弱势群体经济学研究和本文撰写的还有我的研究生霍霆、张赫、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