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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号称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誉之者甚至直呼其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但是，到2005年底，这位“良心”突然发现大事不妙，被人骂成了“王八蛋”：“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月4日） 吴“良心”感到很委屈。但是，他应该已经感受到，这是一股强大的、汹涌的、自发的社会潮流，绝不是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靠网络文章可以引导的。他恐怕也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人心，新自由主义型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人心。他所拥有的只有官方媒体，只有“全世界”的主流媒体。但是，他恐怕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潮流转变得这么快？ 实际上，吴“良心”不够细心。2001年，当媒体把他称作“良心”时，其潜台词便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集体无良心。当吴先生高高兴兴地接受“良心”称号时，对他的否定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因为他同时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如果主流经济学家集体无良心，何以“领军”的吴敬琏独独有良心？因此，从“良心”到“王八蛋”，其内在逻辑线索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称号的变化。问题在于，为什么否定主流经济学家会成为强大的社会潮流？这其中吴“良心”起了什么作用？我想帮吴“良心”解一解这个结。 一、市场化误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方向 八十年代时，吴敬琏的名号是吴“市场”，以倡导市场化为己任。那时，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金融还都是在计划体制中，国营企业还占生产的绝大部分，对外开放还刚刚开始，外来投资和商品都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份，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取得公认的改革成就。这时，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而受计划框架约束，消极作用不容易发挥出来。相应地，吴敬琏还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但到八十年代末，吴敬琏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 作为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懂得，三角债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怎样摆脱生产过剩？正确的方案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化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制造的过剩生产能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经开始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已经出现。但是，市场迷信者并不这样考虑问题。当时，经济学刊物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生产过剩不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特性，而是投资主体没有市场化，投资者患有“父爱病”，得了投资饥渴症。所以，消除三角债的根本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形成这种舆论，吴敬琏劳苦功高。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市场化。这就像医生用错了药，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说不是药方的错误，而是你本来就有大病。现在，通过用药，大病暴露出来了，这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责任。继续用这个市场化的药方治，病一定能好。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位不顾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药方的庸医。 果然，推进市场化，特别是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用“产权明晰”论斩断预算软约束的“父爱主义”黑手，国有企业用小卖大股的方式私有化（这里还有厉以宁的贡献），逐渐地成为现实政策。结果是1992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经济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刹车。但是，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锭子等方式来销毁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下岗浪潮。这实际上是1988年决策错误的再版。领导固然有问题，但利用并放大领导的错误，摇旗呐喊、火上浇油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吗？ 1994年以后，内需长期不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仍然是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途径。但是，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干预市场经济的力量，与吴敬琏所迷信的市场化方向不符。怎么办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外资，求助于国际市场。为了吸引外资，不惜放弃对外资的种种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场换技术”；为了扩大出口，不惜无条件加入WTO，让弱小的本国企业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各类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或听其依附于外资，却美其名曰“鲶鱼效应”。最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汇率，使国家财富整体大幅度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成本，强力推进了出口。1994年是中国放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而甘愿沦落为世界打工厂的转折年。对此，林毅夫、江小娟当然应该负更加主要的论证和鼓吹责任，他用比较优势论欺骗国人，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老老实实地做世界加工厂，国际打工仔，千万不要幻想赶超，幻想自主创新，当心落入“创新陷阱”。但是，作为主流经济学家“领军人物”的吴敬琏难道就不赞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吗？难道吴敬琏对这一方向性的错误就没有责任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也卷入了危机。内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办？仍然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可是，这些都是硬功夫，政治阻力大，见效慢，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于是，财政、金融、出口一起上，力争1998年的经济实现8%的增长，即所谓保八。财政上，国家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花下一届政府的钱；金融上，以住房市场化带动大笔银行资产投产房地产业，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建房，又贷款给消费者购房，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上，则是加入WTO，给外商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一年，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了，招生扩大了，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内部的工资差距，一线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银行的呆坏帐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了，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相应地，中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权则削弱了。外经贸部或今天的发改委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外交部忙着处理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能跌入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吴敬琏先生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吴敬琏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转化。 二、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吴敬琏真的不知道彻底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吗？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频频发生的矿难吗？他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他不知道6000万职工下岗吗？他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他不知道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市场化吗？他知道。但是，他使了个金蝉脱壳计。他说，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吴敬琏；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8226;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吴敬琏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吴敬琏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提倡的经济体制。 那么，吴敬琏到底要什么？他或者真要好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承认计划的作用，回归非主流；或者否认计划的作用，继续留在主流，但是要坏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挂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羊头”，把前门推出去的计划从后门悄悄放进来；卖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狗肉”；挂“良心”的招牌，卖“缺德”的实货！这恐怕才是真实的吴敬琏。 实际上，提出“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掩盖问题的实质。在公众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指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再不济，也不会不知道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广泛调节的市场经济，因而其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体制。提混合经济体制，其学术内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吴敬琏身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承认市场化方向的错误，承认自己一贯主张的错误。懂得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的政治条件和操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懂得并迷恋计划经济，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恋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吴敬琏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时他批判他的老师孙冶方，就是因为孙冶方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在改革开放年代，吴敬琏又一跃而成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以讨伐计划经济为己任。这样的人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投机政客？到底是社会良心？还是社会鬼魅？这样的人还敢标榜自己“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三、与权贵结合怎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为了塑造“良心”形象，吴敬琏还是说过一些真话。比如，股市赌场论，又如，权贵资本主义论。说这些真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识，而只是需要一点勇气。当然，勇气比学问更重要。仅就此而论，吴敬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然而，吴敬琏一贯与权贵合作。当他出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时，人们不能不猜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吴敬琏发现，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一、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二、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三、保持现状力量。第三种力量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这第三种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是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的。事实上，杨帆在1997年就提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以什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显然，吴敬琏主张以加速市场化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主张以消灭权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从根本上取消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取消政府，或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将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资本家，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像医驼背，吴敬琏说，我治驼背一治就灵，永不复发。病人就听从了，吴敬琏上去一脚就把驼背踩直了。背确实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消失了，但人死了，回到了无政府状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会走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恰恰是吴敬琏所倡导的市场化取向。吴先生不应该否认，他之所以强烈倡导市场化，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是自利的，甚至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逻辑上就必须要取消计划、取消公共权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支撑这种信念的，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失败。此后，吴敬琏再也不相信理想了，再也不相信道德了，再也不相信良心了。他一转身成为人性自私论的铁杆信徒，也就成为市场化的竭力提倡者。相信自私，就会发掘自私，利用自私，放大自私，推动社会的自私化。吴敬琏竭力推动市场化，也就竭力推动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党政干部的自私化，权贵资本主义就必然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吴敬琏实际上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吴先生不要惊慌，不要恼怒。请你想一想，每当你到党校作报告时，每当你去各地方政府作报告时，每当你声嘶力竭倡导市场化时，台下这些掌握着权力的党政干部是不是热烈鼓掌啊？这些干部是想着改革开放的大业呢？还是想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市场化了呢？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倾向是受到了承认和鼓舞呢？还是受到了批评和抑制？ 和权贵结合必然制造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结合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条正确的轨道，在经济上是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人民监督与干部高度自律相结合，在文化上承认人的部分自利性，但强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倡导高尚的理想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四、书斋里的风波：中国要不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 前面提到，从1994年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就逐渐转向外国资本和世界市场。到2004年前后，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加工厂不断增加，随着境内外资本联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全面紧张态势。国际金融大鳄兴风作浪，借机大幅拉升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的价格，迫使中国支付高昂的能源、原材料进口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失去主动权，迈上经济殖民化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中国市场化无止境、开放无止境的必然后果。对此，吴敬琏和厉以宁都应该承担各自的学术责任。 但是，这两位居然联手上演了一出口水大戏，来回避真实的问题，推卸自己的责任。 2004年7月，吴敬琏忧心忡忡地表示，“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厉以宁随即回应：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绕开重化工业化的阶段。 据说，这场争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媒体，正在激辩，正在深化中。 但是，这场争论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已经把这一权力交给了全球化、交给了市场化，交给了国际资本。国际资本不允许中国发展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只允许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外资涌入国门来开设加工厂，能不能没有相应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水泥、木材？13亿人口的大国当国际打工仔，且不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允许不允许，仅中国的能源、原材料能否满足生产世界产品的需要？如果满足不了，要不要进口？进口会不会引进价格狂涨？中国消费了世界那么多能源、原材料，又得到多少利润，提高了多少生活水平？厉以宁先生现在想起来中国的13亿人口了，当初加入WTO时，怎么就没想到世界加工厂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怎么就一味鼓吹“鲶鱼效应”？吴敬琏先生现在来倡导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了，当初加入WTO时，有没有想过跨国公司一定会消灭中国的自主技术，一定会使中国的产业降级？ 很有意思，争论双方似乎回到了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个说不要外延型增长，要技术创新、升级换代；另一个说，中国还是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还是要上大炼油厂、大钢铁厂。争论双方在对谁说话？政府吗？政府已经只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了。对国际资本吗？国际资本根本不顾中国需要什么，只顾自己需要什么。对民族资本吗？他们本小利微，自顾不暇，眼前的事情要紧。 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人们以为吴敬琏、厉以宁还有引导学术潮流的能力。有了这场争论人们才知道，这两人的思路和术语还真停留在八十年代，对眼前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判断力。更可叹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基本上就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视野中，自言自语，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时代。 最近，全国科技大会在京举行，号召全党全社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很好的迹象。但是，如果不退出WTO，不从国际资本手中夺回经济自主权，自主创新之路将是水中月、镜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