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全球化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成为九十年代的流行话语。论者常常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是双刃剑，但是中国只能加入全球经济分工，成为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再也不可能甚至也不应该谋求自成生产体系了。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如果从哲学层次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完全同意。我们不妨说，人类从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出发，散布到全球各地（姑且取这种人类起源说），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冲突中产生出部落联盟，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部落联盟到大大小小的国家的形成，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许多小国家中产生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等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权，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波澜起伏的二十世纪，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这是从最宽广的历史尺度来说的，具体到每一次浪潮，中间更有无数阶段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的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和什么力量来主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进程，而且越是全球化进展迅速的时候，也就越是冲突激烈、生灵涂炭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个短短二、三百年的时期结束后，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秦帝国，按当时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建立了统一的邮政和交通网络。但是，围绕着是由秦国还是由燕国、齐国、楚国或是六国合纵完成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无数各国百姓战死疆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正是身历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老子以人为本，呼吁“绝智弃圣”、“绝巧弃利”，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停止全球化的脚步。
虽然老子的呼吁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脚步，却让人们深刻地思考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方向。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由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第二，如果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的话，又是哪些人主导的全球化？在老子时代，“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和认识还没有产生，因此，作为对少数人的全球化的拒绝，老子提出“结绳而治”。 应该承认，一直到二十世纪以前，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对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过异议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为各国争夺主导权而献计献策。而事实上，历史也基本上是“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历史。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因为马克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历史感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二十世纪成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试验场。正是有了两种全球化方向的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一世纪的内涵才变得格外丰富。当然，在这场世纪较量中，由于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由联合的适当方式，“多数人的全球化”失败了。在弗朗西斯·福山们看来，这意味着全球化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少数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就窃取了全球化的双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对多数人进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强暴。但是，两者的较量并没有结束，两个重大因素特别值得考虑。其一是“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自我反思，其二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失去多数人的制约而走向反面。最近这场北约侵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以全球化名义进行的战争（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奇妙用语），由此我们既可以观察到“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狰狞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约后的霸权方式。
这是我们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并不排除物极必反，转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
当然，目前的所谓全球化不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从哲学层次上讲全球化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毕竟还是最近才进入日常语境的。目前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化始于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也就是说，通常所指的全球化不仅是指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逻辑的全球化。许多人常常把这一过程理解为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是使世界文明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同样是充满血腥的。在美洲，武力摧毁文明中心意味着2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4800万黑人被掳掠，其中3600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1200多万人成为美洲矿井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并且，这既是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也伴随着多中心对单一中心的反抗和挣脱。进入二十世纪后，正是争夺全球化主导权导致了惨绝人寰的一战和二战。二战以后，两种全球化模式一度以冷战方式较量，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
“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如果说把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称为广义全球化，则“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可称为宽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能称作中义全球化，因为还有一个最狭义的全球化，即七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一词所以出现在八十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为其所指是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新特点。这是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所指的真正对象。如果要给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起一个称号的话，叫“资本流动全球化”可能更为准确。我们已经指出，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了限定词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词越多，必然性越弱。“资本流动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
事情正是如此。早在1999年6月18日的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发达国家的中心都会，伦敦、纽约、旧金山、马尼拉、东京、利马、香港都爆发了大示威。伦敦市中心金融区一万多人集会，打出的标语是：“我要全球生态保护，不要全球自由经济！”“全球化，当心点！人民不会放过你！”示威者抗议认为，七大国推动的全球化政策造成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和生态破坏，摧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和希望。在西雅图会议前三天，巴黎、里昂、马赛及斯特拉斯堡等十多个法国重要城市出现上万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世界商品化”，讽刺“经济世界化，利润私人化”。在巴黎，警方估计示威群众至少在15000人至20000人之间，示威队伍从股票交易所出发，由巨幅标语“坚决反对世贸组织的逻辑，世界不是商品”为前导，向巴士底歌剧院进发。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法国绿党议员克实指出，商业、金钱不应控制一切。法共领导人认为，世贸新回合谈判将又是富国控制全盘谈判的局面，结果只有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西雅图的示威者打出的标语则针对性更强：“不要新谈判，掉头回去！”示威者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部门，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反对漫无边际的全球化，反对“一切权利归跨国公司”，反对跨国公司主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剥夺大多数人的工作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有可能标志着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被逆转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