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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利制度苛刻阻碍技术革新
我们应该承认，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人是勤劳而不富裕。的确，中国人均的许多资源都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的森林面积，人均的水资源，人均的能源资源等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人均财富大大低于西方的理由。因为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是自然资源贫穷国，但她们却是富裕国家。人均产值接近美国、瑞典等富裕国。其实，生产的机械化或自动化程度越高，人们就越有可能不勤劳也富裕。显然，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直接原因是，机械化或自动化生产程度大大低于西方国家。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已经30年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为什么还大大低于西方国家呢？
我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福利制度非常苛刻。无业人员没有救济金，失业者最多只能领到2年的救济金，且金额低得可怜。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失业救济金的支撑，那么便宜的劳动力将比比皆是。这样，没有几个企业会被迫投资研究可以节省或取代人力劳动的自动化设备。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追求技术进步的企业照样能生存或生存很长时期。
由于缺乏失业救济金的保障，许多中国人不得不在没有资金实力的条件下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公司或企业，响应政府鼓吹的“创业”号召，与需求内的企业抢饭碗，大大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多数企业不仅没有资金开发先进技术与设备，而且也没有资金奖励技术革新者，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长期地、远远地低于发达国家。如果中国无条件地发放最低标准的无业救济金与失业救济金，那么中国的工资水平将会大大提高。大部分超过实际需求的企业会因付不起工资而倒闭，大大减少企业“吃不饱”的现象，提高工业企业追求技术革新的能力。人们往往指责中国的企业目光短浅，只顾眼前，没有忧患意识。其实不然，在大是大非上，哪有目光短浅的企业家。如果只顾眼前利益，那么，原因一定是国家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逼迫出来的。
不难分析，在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实行无业救济金发放制度是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前提条件之一，而不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之一。其他的福利支出（如残疾人保障金支出，伤残抚恤金支出，等等）才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人道主义的需要。
二、福利制度苛刻导致人口泛滥
西方经济学只承认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的才能对财富的生产有贡献，从不谈论鲁班、瓦特、爱迪生的发明对现代财富的生产也有贡献。其实，人类祖先的“知识遗产”对现代财富的生产仍然有贡献，这些贡献带来的财富本来应该均分给国民，然而，西方经济学却故意把人类祖先的“知识遗产”混入资本中，视为资本的贡献。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对企业利润征收所得税是资本家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祖先的“知识遗产”在为社会做贡献。显然，西方经济学是在抹杀人类祖先的功绩。此外，西方经济学还默认，由土地的贡献导致的地租可以由地主私人独吞，抹杀国民共同拥有土地的权利。不过，说归说，做归做。西方国家还是把利润与地租的一部分作为福利基金的源泉，无偿地分给了无业国民。
如果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那么科技知识就应该与土地一样，也应该成为财富之母。如果我们把土地比作母亲的身体，那么，科技知识就应该比作有关母亲身体的信息，二者实为一体，都可比作财富之母。由于无业国民也是 “知识遗产”的受益人，更应该是土地的主人，因此，无业国民有权利分享财富之母的慈爱。
近百年来，失业与无业公民（包括老人、儿童与其他丧失劳动能力者）享受财富之母慈爱的权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尊重，这份权利被剥削的程度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发放失业与无业等救济金制度，甚至推行“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政府关照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的作用，工资水平普遍较高，剥削现象达到了最低的程度。相比之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极不尊重失业与无业公民享受财富之母慈爱的权利，因为它们很少发放符合市场规律的各种失业与无业救济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老年人竟然没有救济金，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不良的后果。
如今，中国不给大部分老人发放养老金的理由之一是，这些老人没有交纳养老保险金。实际上，养老保险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保险的意义是预防万一出现的不良后果，不是预防肯定出现的不良后果。由于人到老年是肯定出现的不良后果，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纯属无稽之谈，尽管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是国际惯例。老年人不但做为土地的主人应该有地租收入，而且在创造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是贡献最大的群体，应该有更多的知识遗产受益金，换句话说，老年人应该比其他无业者享受更多的财富之母的慈爱。中国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重地剥削了老年人的这种权利，加重了子女的赡养负担，怂恿了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导致人口大量增长。1978年，中国的人口是9亿。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人口上升到13亿。如果不靠行政手段的压力，恐怕连16亿也挡不住。这么多的人口导致中国的人均资源越来越低于发达国家，怎能不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显然，低福利政策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重大原因。当然，这里所说的低福利应该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
中国不但严重地剥削了失业与无业公民，而且还迫使工资水平大大低于合理水平，连累广大的从业人员都受到了剥削，同时还滋生了一大批轻视科技的企业家，延缓了中国赶超世界先进生产技术的步伐。中国总是借口本国的生产力水平低，没有财力建全社会福利制度。其实，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在生产力水平还低于现代的中国时，其社会福利制度就已经比现代的中国还要健全。英国早在十六世纪末就出台了救济贫民的措施。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福利制度就已经比现代的中国还要建全。实际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政府不愿意发放无业救济金而间接地延长了本国的生产力水平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
三、保护知识产权阻碍了跳蛙式战略
众所周知，日本战败后，采取了跳蛙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所谓跳蛙式战略就是经济落后国家跳过循序渐进的经济技术发展顺序，直接进入高水平的生产技术领域。由于日本采取了跳蛙式战略，花费了30年时间，不但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连人均国民收入也与富裕国家平分秋色了。而中国改革30年，还有党的正确领导，国内生产总值才勉强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中国的人均产值却是富裕国家的1/15至1/20。有人说，这个数字也是高估的。
按理说，中国也应该采取跳蛙式战略，但是，中国却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蛊惑下，搬来了西方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严重阻碍了跳蛙式战略的实施。
在小商品生产时代，生产技术先进的小商品生产者都能取得大于价值的额外收入，以回报发明人为社会、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实际上，这个额外收入是以同行们取得低于价值的收入为代价的，并不是生产技术本身有价值。当然，生产技术会有使用价值。大于价值的额外收入，不但可以引诱劳动者努力提高生产技术，而且还可以迫使其他劳动者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当同行们都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后，这个额外收入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然而，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鼓吹生产技术本身有价值，极力为西方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辩护。
如果生产技术真的有价值，那么只要它存在于产品中，产品就会有这部分价值。但是，现代社会的产品成本里都不包含已过期的专利技术价值。这个事实足以证明，生产技术不论在早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有价值。虽然保护专利发明人的利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但是，把专利发明人创造的生产技术说成是有价值的商品就是不科学的表现了。而根据这种不科学的理论建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不但导致了商品价格在专利保护期内不能下降，而且不能迅速普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导致社会生产力不能迅速提高。其实，专利买卖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丑恶现象。如果禁止专利买卖制度，取而代之，国家有关机构用专用基金奖励专利发明人，同样能够保护专利发明人的利益，就像瑞典用诺贝尔基金奖励有贡献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与生物学家，同样是尊重科学家。难道非得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卖给别人才算尊重科学家吗？倘若如此，世界范围的科学事业能突飞猛进吗？跳蛙式战略就是让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让人们迅速富裕起来。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应该用专门基金奖励专利发明人，摒弃西方式的，也就是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有如此，先进技术才能迅速普及，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迅速提高。
很清楚，中国不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接轨后，就不能实施跳蛙式战略了。中国既然能在人权、民主方面“巧妙”地与西方世界周旋，为什么就不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巧妙地与西方世界周旋呢？
中国改革30年，仅仅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而生产技术没有根本性的提高。特别是农业生产技术，竟然远远低于30年前欧美日的水平。30年来，从国外转移到中国的生产技术，科技含量并不高，这种改革当然会维持祖传的勤劳而不富裕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