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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写过一篇很好的小说叫《麦琪的礼物》，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圣诞节里发生在社会下层的小家庭中的感人的故事。男主人公吉姆是一位薪金仅够维持生活的小职员，女主人公德拉是一位贤惠善良的主妇。他们的生活贫穷，但吉姆和德拉各自拥有一样极珍贵的宝物——吉姆祖传的一块金表就算“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德拉一头美丽的瀑布般的秀发则可以“使那巴示女王的珍珠宝贝黔然失色”。为了能在圣诞节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吉姆卖掉了他的金表为德拉买了一套“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梳子；德拉卖掉了自己的长发为吉姆买了一条白金表链。
对于这个故事，我的理解是，他们虽然都为对方舍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换来的却是毫无作用的东西。但我却认为他们二人的利益并没有受损，反而增加了。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双方发现对方是那么的爱自己，增进了感情。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而进入伦理学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有人或许从德拉和吉姆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的客观存在，但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纠正，德拉和吉姆的举动的确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确在物质层面上做出了毫不利自专门利人的举动，但在这里被人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的需求不仅只是物质的还有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个体的人并不是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单独存在，他与外界有着丰富而复杂且多彩的联系，因此也就决定了他需要“认同”。德拉和吉姆在物质上利人了，但在情感上他到底还是利己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助于达尔文在他的书里一再强调的一个例证，那就是一只蜜蜂它传播了大量的花粉，为不同的植物的繁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们的作家和诗人眼里这是典型的利他行为，但事实年却是，蜜蜂本身却是无意识做到这一点的，它根本的目的却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本能而在采取花朵里的蜜而已。而我们为什么要交易，其目的也就是旨在于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包括物质的需求，还包括情感的需求。我们从蜜蜂与植物和我们世界之间相互关系延伸到人类行为，个人虽然仅仅只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但往往因此而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地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从这点来看二者并不存在矛盾。我们知道需求的满足度是决定于我们的边际效用的，商品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边际效用的主观判断下的定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拉的头发与她送给吉姆的表链是等价的，他们的行为还原了交易的真正目的；亚当.斯密将交易视为非人格的一种交换形式，显然这是值得批判的，而这个故事同时更告诉我们人所谓的理性，它本身又无法超越出人性、人的情感这些要素，人是以‘人格’而不是以非‘人格’形式进行交易的。
当然这在那些纯粹理论理性主义者看来这是荒唐的，是不理性的。但这才是真实世界，这个故事非常温馨，但是它还是无法掩盖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个体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甚至二者互相矛盾。那就是个人的理性却往往可能导致整体的非理性。有时候群体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通常是由个人短期利益和长期目的存在冲突所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在近几年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他们对这些雨林的破坏可并不像马雅人那样，马雅人是因为对宗教的狂热，马雅人要做的是砍伐更多的树木，好腾空地盘去垒更大更多的石像，以此去满足他们的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已。可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却是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并且国家也一直动荡不安，该国的农民，还有很多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每天或许都在为下一天的食物而忧愁。生活在这热带雨林的的穷苦农民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惜去砍伐树木腾空地盘来种些水稻，从中国人过度开发他们的文明发源地陕西来看，显而易见，这些农民们正在摧毁将来的生计。
你不要以为这都是些没有接受过现代文明的野蛮的乡下人的作为，事实上接受过最现代文明教育的大多数政府和政治往往也是如此，经常短视近利，只看得到眼前的问题，只有当大灾难即将爆发时，他们才会去关注。
我们知道核废料对人体是有莫大的伤害的，但在很多落后国家却为了获得眼前利益而不惜以当代甚至后代人民的身体健康作为代价，又比如中国一直试图把汽车产业支柱化，它不仅想生产汽车而且更幻想其人民像美国人一样消费汽车，这样其GDP就自然拉动起来了，确实，汽车业产业链条很长，带动的就业面也很大，但问题是中国跟美国其国情存在根本的差异，美国是地少人稀，可以建造大量的公路网络，而中国虽然领土面积高达960万平方公里，比美国的936.4万平方公里远要多，但问题是美国的人口只有3亿，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却高达13亿，比我们整个欧洲的总人口还多，人均用地面积是远不能够跟美国相比的，支持这种政策就意味着大量农业用地的减少，因为要建造大量的公路来承载那些汽车。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经济体，但我们又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在全球产业升级中，他已经成功的将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向日本向韩国向东南亚向台湾如今又向中国大陆成功转移了，那么他的温室气体的产生源在哪里呢？汽车的尾气。3亿美国人就已经将世界搞的乌烟瘴气的了，如果中国人真要严格执行这个政策，那又将为我们排放多少尾气出来呢？当前石油资源已经被过度的开采了，如果中国人这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那么他们的能源如何来得到确保呢？事实上这都是已牺牲未来透支未来作为代价的，也正是这种短视酿就了多少人类的‘公有地的悲剧’。（具有犹太血统的波兰人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 1899-1970)？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和谐’的，而是‘对抗’的王国。这种观点太对了，但我还是批判了他，原因是他把问题局限在了资本主义这个范畴，事实上非和谐的对抗论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述，也正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发展史的真实描述，可惜他没有把这种非和谐的对抗论放到更为宽广的时间里去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去予以考察。这就是他的不足。公有地的悲剧正是这种对抗的最好证明。）
这种人通常深受巨大、确实和即时利益的驱使，工于心计，而蒙受损失的确是大众。比如伦敦街头，为了便民由市政当局放置的雨伞，近期越来越少了，显然是被某些人拿回家去了，在这一事件中受益的自然是将雨伞拿回家的人，但他的这一举动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短视行为他不仅是以‘公有地悲剧’收场，他还将以他自己的发展不具可持续性收场。在苏格兰，多的是鳟鱼，该地区的钓鱼爱好者也习惯了钓鳟鱼，但后来一帮美国佬跑来了，这些西部牛仔，喜欢钓的却是一种叫梭子鱼，这是一种会吃其他鱼类的大鱼，但并不是当地物种，那些美国人为了钓到这些鱼，就偷偷将梭子鱼放入当地河流里，对当地的鳟鱼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一事件的受益者自然是喜欢钓梭子鱼的人，而损害了大多数钓鳟鱼的人的利益。但问题是当那些鳟鱼被梭子鱼吃光后，梭子鱼的食物链条也就断了，这时候那些美国人的利益也就不可能为继了。而这种事情在政府中表现的更明显一些，破坏自由贸易原则的关税壁垒就是这种行为的政府表现，那些政治家们明知道贸易壁垒的树立根本无法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但他们为了讨好选民，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他们经常性的放弃这些理念。米哈尔·卡莱斯基们的政治对经济周期影响的苗子终于冒出来了。
当这些当权的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他们往往也会漠视甚至回避问题。而这种利益通常是由个人短期和长期目的的冲突造成的。
在一个羊群效应价值观化的群体里，象希伯斯那样的敢于捍卫真理的人却往往并不多，即使他们象毕达哥拉斯那样发现了问题，但他们也不愿意面对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问题了，原因是对于群体中的某些人来说，之所以不设法去解决或不去解决问题。原因在于在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前，任何群体里，普遍存在一种非理性动机，大众通常会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问题的人，而不管他是基于明哲保身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好、还是连自我也不能够对未来予以确定而缺乏信心也好，这些人在面对大众的拮难时总会选择沉默。不管对错，这样或许才是最安全确定的。
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它还能够继续从这些问题里获利。当然还有种可能是:当现实与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抵触行为,如Brockner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们存在自我申辩( self -justification) 的倾向,不愿意承认自己以往的决策失误,因而总是希望与先前的选择保持一致，话是有道理的，但不完全，事实上在无数的成功后，我们也不愿意正视现在的失误，在这个时候，过去帮助我们成功过无数次的价值观被放大了: 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更可能的原因是:如Arkes和Blumer指出的那样:先前投入了太多的时间、金钱或其他资源，它已经会影响个体其后的决策了。当我们承认了问题并试图去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失败。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否认’了，这种反映越居核心往往表现的越是明显。美国密歇安州的一个小镇曾经发生过的一件真实事件就很有代表意义:在一个狭窄的河谷上要建造一座高高的水坝，可没有多久水坝就出质量问题了。于是有人就对下游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是否担心水坝倒塌。按照我们日常逻辑来说，应该是离水坝越远的人担忧就越少，越近的人担忧也就越多。但事实却是，住在水坝下方几英里内的居民竟然是最担心水坝倒塌的人群，而住在水坝正下方的居民却一点都不担心。原因是，这些居民每天一抬头就看到水坝，保持镇定的惟一方法就是否认水坝可能会倒塌这一事实。从这点我们可见，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名誉和社会认可于不顾呢?更何况这些新信息还是那么的不确定，在这样的新旧信息和观念的拉锯阶段，作为个体的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虽然这种心理否认经常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似乎也可以运用在群体心理的分析中。
在企管界，作为企业职业经理人，往往关注的是未来几十天里财报的事情，很少有人真正去考虑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这正是凯恩斯的主张，凯恩斯是个彻底的短期主义者，他的名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一命呜呼’了；他认为‘短期’才重要，因为“生命和历史由‘短期‘构成“〔Life and history are made up of short runs〕），也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熏陶下，这种短视行为在政府官员那里是大有市场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现在的政府高官最喜欢谈论的是所谓的‘90天焦点’，也就是他们从来只讨论未来90天内可能发生的大麻烦。对于这种凯恩斯式的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行为，是典型的将未来利益予以‘打折’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不是未来，而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