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理论研究的角度，逻辑合理是一种理论成立的根本。所以“逻辑比数据更重要……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载《经济观察报》，2004年8月28日。）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假定（Assumption）基础上对经济变量之间如何发生互相联系判断的假说（Hypothesis），是依据假说运用逻辑规则演绎的预测（Prediction）。自19世纪30年代“边际革命”开始走上了科学主义的数学化道路之后，数学模型成为了经济学理论最“科学”的理论逻辑演绎；时至今日，缺乏数学模型基础已经不能奢谈“经济学”——例外也并非不存在，风靡的科斯产权理论就全无数理基础。而尽管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纯熟地使用着数学工具不断完成着完美的理论逻辑演绎，但试图以数学模型刻画和指导人类经济行为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漏洞：数理逻辑的完美必须依赖严格的假定，在不同假定下完美证明的理论会产生南辕北辙的结论。经济学家“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也从“数学上严格证明”过计划经济体制的高效率。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窘异常常是假设不同所致，在不同假定下的“商榷”不会、也根本不可能有说服对方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经历科学化的千辛万苦也没有成为科学的原因。经济学理论更无法如自然科学那般进入实验室检验而只能由社会实践检验，对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实践检验却无一例外地有完全相反的检验结论，将经济学理论投入社会实验进行检验的成本极可能高到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而即使“某种经济学思想导致了世界近半数人口遭受痛苦”，（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也丝毫也不妨碍这种经济学思想理论逻辑的正确。
是什么使“逻辑正确”的不同理论为社会选择？历史地看，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一定利益集团利益的反映，一种经济学理论流行的背后必定是对社会有莫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乃至教条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莫不如此。科斯以全无数理基础的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迎合削减国家干预需要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理论逻辑”的正确、完美；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国内的流行也决不如张五常讥讽的那样是因为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数学基础太差。无容置疑，科斯的产权理论有契合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养分；但更重要的是，以科斯私有产权效率的理论逻辑为基础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能够为国有企业高管阶层谋取经济利益、乃至掩盖他们的贪婪，才是科斯理论流行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流行的私有产权理论逻辑片面地强调激励而忽视约束，片面地强调企业经营者高收入的合理性而漠视收入的合法性，片面地强调企业经营者持股、持大股的必须而放纵经营者获取股份的方式，甚至“腐败”和“流失”出一个新体制也再所不惜，更是对私有产权效率逻辑的有意误读。这种误读源自于潜在的利益集团需要被误读的私有产权逻辑为他们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谋求个人利益，甚至掠夺社会公共财富奠定理论合法性；这样的利益集团对为自己在经济增长中切下最大的第一块蛋糕工具的需要远胜于对推动经济增长政策的需要。
而理论研究者的“经济人”理性也是推动理论流行的重要因素。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人格假设，市场经济中的人是给定成本追求收益最大、给定收益追求成本最小的“理性的”“经济人”。尽管在西方经济学学界内部对这一假定的质疑不断，部分国内经济学家更将“经济人”假定作为批判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但认同“经济人”假定能够从经济学“理性”的视角认识经济学家在推动理论流行中的作用——那些最具有“经济人”本性的经济学家最善于在给定理论“成本”条件下从众多的理论与买家之中以“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理论与买家使理论“收益”最大。其实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学家出售理论换取经济利益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每个人也都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交换回一个更好的生活。“经济人”理性不过提醒我们审慎地对待理论，或许一种理论不过是“经济人”换回收入的产品而已。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强制经济学家不为强势利益集团代言没有任何法理基础，也不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应有选择；重要的是，社会必须为所有的利益集团打造一个得以聚集、表达利益的正常制度环境。一项制度安排只尊重某些利益集团的“经济人”利益而忽视另一些利益集团的“经济人”利益才是最危险的——这时的市场均衡将偏离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自由市场均衡”，是一个低效率的“垄断均衡”。在这样的市场上，决定理论流行的将“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