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条短信是怎么说来着？“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2月没去郴州（南方雪灾）；3月没逛拉萨（“38226;１４”打砸抢烧事件）；4月没到山东（火车出轨）；aihuau.com5月没来汶川（四川大地震）；7月不在上海当警察（杨佳袭警）；9月不住在山西（襄汾溃坝）；小孩从来没吃过三鹿奶粉；当然最幸福的是：今年没有进股市。”这条短信出现在年中，随着灾难新闻的不断刷新而不断增添。大多数人除了股市，都不曾经历其中任何一场局部的灾难，然而通过各种媒体“经历”了每一个艰难的时段，并据此构建了对2008年的灾难想象——这是一个何等多灾多难的年份啊。 灾难面前的两种政府在这条短信中，各种各样的天灾与人祸并置在一起，彻底颠覆了灾难的传统等级——不是只有地震这样的大灾才对人心造成震动。灾难在公众感受中是否凸显，或许取决于该事件在同一灾难序列之中的位置，进一步说，与社会大环境的敏感点息息相关。公认的天灾之外，大部分“灾难”的主题都指向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把“政府”作为讨伐的主体，其实是一种既危险又直接的“整体想象”。危险是，这种想象很容易将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一概转化为政治问题，要求一个“全能的”政府；直接则在于，“整体想象”不仅源于政府没能预期并防止上述灾难的发生，更大的诱因在于，政府也没能在灾难发生后，及时提供信息，抚慰人心，反而放任灾难结果在民众的印象中滚动、放大为对政府形象的伤害。面对天灾时，共同利益让民众心理天然地倾向作为组织者的政府，而政府也不惮于公开危险程度与展示事件进程，既可以将责任分流减轻，又能增加公众凝聚力。从2003年的SARS危机，到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中国政府的行动能力为举世推许，也得到了公众相当程度的信任与拥戴。而在人为的灾祸出现后，政府认知与公众想象之间似乎有着严重的错位。政府的思路好像是：地域性的、部门性的事件，没有必要把它弄大，变成一个公共话题，以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看法与信心。但事实恰恰相反，公众虽然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网络时代的公众却能够轻易地意识到信息的不对称，由此产生“延伸想象”：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类似事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政府到底有多少事没有告知我们？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如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务虚的愤懑或批判很难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责怪体制等于啥都没说”，切实的呼吁或作为会更有效力。大地震的救灾历程，初步释放了中国社会民间互助的力量，虽然还有些无序与无力，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局面。即使在有商业炒作之嫌的“封杀王老吉”事件中，民间力量的体现仍然让人欣慰，因为哀恸激发的价值认同正是“公民社会”的伦理基础。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间力量的规范与引导，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如何保持理性与独立，是以热情与公益为号召的民间力量成长壮大必经的关隘。一切源于民众恐慌今年民众的普遍情绪是：“恐慌”。经济危机尚不足以让社会普遍性地惶恐，“三鹿奶粉事件”却将民众信心调到了最低点。而且，民众丧失的是双重的信心：对政府监管的不信任感从来就有，如今变得更加剧烈；而用30年时间培育的对市场的信心，也在一夜之间跌到冰点。如果天文数字的品牌价值尚且不能阻止产业潜规则的横行无忌，还有什么能保障中国社会“免于恐惧的自由”？更让人心寒的是：三鹿的被揭发，似乎更像一个偶然事件。从奶业同行到地方政府，仍然是采用能捂就捂的精算策略，健康与生命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香港媒体就曾质疑“为什么食品质量问题都是在境外被曝光”？刚刚奉献了奥运大戏的中国，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自我管理能力、纠错能力的社会？中美互设食品监管机构，反映出的是世界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中国社会也自信不足。
“百度竞价排名事件”又给了本已脆弱的消费信心沉重一击。商人逐利当然无可厚非，但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应该建立在用户的信任与依赖之上，如果搜索引擎变成小广告发放者，造成的隐形伤害又由谁买单？何况百度在三鹿事件中已经有着收取“封口费”的前科。可惜的是，只看到许多人将搜索工具默默换成别家，却不见抵制家乐福、抵制CNN式的大规模抵制活动。这说明，“抵制”背后的伦理观念，仍然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为何权力处于舆论弱势权力滋生腐败，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权力的运用与监督，在中国社会确乎不够透明，久而久之，民众就产生了“对权力的绝对警惕与绝对反感”。拉萨“３8226;１４”打砸抢烧与瓮安事件，新闻报道的封闭与滞后明显加重了公众对权力的不信任。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权力方的“舆论弱势”位置，也凸显了公众情绪的暴戾成分：杨佳杀死了六名警察，却在网上被捧成了“刀手”、“大侠”；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案，舆论先是一面倒地谴责警方，在传出“死者出身高官家庭”的流言后，许多人的评论马上转成了“六提辖打死林衙内”；林嘉祥酒后闹事，证据尚未“呈堂”，没有耐心的观众已经自然推断他猥亵女童；程春明被学生用菜刀砍死，也有快意的看客说“谁叫他勾引女学生”……公众情绪并非无源之水，也并非无的放矢，“对权力深刻的怀疑”在上述每一桩个案中闪现，未尝不是对“人情大于国法”弊端的一种针砭，有时甚至是公众情绪对“合情不合法”现象的隐性抗争——不独大陆为然，全世界网民“违法”地传看陈冠希电脑里的艳照，也是同质的例子。但是，暴戾的公众情绪一旦产生，必然遮蔽细节的发掘、真相的剥取，甚或成为被某方操纵的对象——哈尔滨一案的进展显示警方对录像带进行了剪辑，公众情绪被顺理成章地引导向“恶霸打警察，警察正当防卫”的情节模式。设若死者真是恶性执法的牺牲者，这种公众情绪，便是对在生者的二次伤害。指责公众情绪没有意义，需要探究的是何以会出现“正义变为暴戾”的现象。流言从来不缺乏将事件合理化、合情化的想象力。公域与私域的混淆，或许是公众治理事件中歧见丛生的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