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黎明的钟声响起，又一个清晨破晓，让我们起床，建设新村。我的村子是生活的好地方，让我们用双手来建设……”这是上世纪70年代在韩国乡村每天早晨都会在大喇叭中播出，鼓励人们早起干活的歌曲。这首歌曲由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亲自填词作曲，歌声响彻韩国的乡村，成为韩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韩国新村运动的一项重要遗产。
对中国人而言，韩国的新村运动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事物。新村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韩国农村从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造到面目一新。那么，新村运动究竟做了些什么？仅仅模仿新村运动的一些简单措施能否真正让一个发展中国家达到韩国农村发展的水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国内依然没有弄清楚，因而导致了很多争论。本文力图对韩国新村运动进行一个简单介绍，并全面分析探讨韩国农村得以焕然一新的真正原因。
新村运动：在政府领导下开始
上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为经济发展绞尽脑汁，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忽视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出现差距。从不同部门的发展速度看，在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期（1962～1966年）内，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业部门增长率仅为5.1%；在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期（1967～1972年）内，这一比率进一步拉开，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0.5%、20.3%，而农业部门的增长率却下降到2.3%。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看，1962年，农户平均收入为城市家庭平均收入71%，而到了1970年，农户平均收入更是下降到只有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61%。其中，在农村中，拥有土地不足1公顷的农户的比例达到67%，这些农户的收入只有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50%。可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出现扩大的趋势，“二元化”结构逐步显现出来。
农民绝对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韩国农村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农村，农民为生计所迫，很多人从事偷盗及倒卖军用物资等非法活动，艰难的生活使农村原来的淳朴风气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打架、酗酒、赌博、欺诈等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的现象。一言以蔽之，乡风已经恶劣到极点，农村原有的传统社会美德已经难觅踪迹。同时，到处泛滥的污染更让农村难以让人忍受。很多韩国人到现在还记得当年首尔市郊的一个臭水沟，住在那里的人一见有外人来，从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到几岁的小孩，全都跑出来乞讨，其形其景，让人心酸。
这种现象的存在，让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异常着急。这位在1962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他一直对当时韩国农村到处是茅草房、多数村庄没有通电的情况而十分心痛，下决心要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朴正熙虽然在1967年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但是却因为稻米价格的问题，失去了稻米产区农民的支持，而在当时的韩国，农民数量依然很大，是左右选举结果的主要力量。农民具有真正影响政坛最高层的政治权利，这就使执政者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改善农村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正式决定要采取行动。
1970年4月，新村运动正式开始。各级政府在全国3.3万个村庄进行调查并征求意见，最终确定了16个涉及道路、桥梁、沟渠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房屋、电气化等生活基础设施的项目，作为新村运动的启动项目。在初始阶段，韩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向每个村庄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农村居民的欢迎，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也得到提高。为了促进新村运动的开展，韩国政府在随后还选取了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的“样板”，激励全国农民共同创造美好的新农村。
从1970年新村运动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从运动中退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韩国农村的面貌就大大改变。在新村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国80%的农村家庭居住在茅草屋内，农村各项基础设施也极端落后，但是到70年代后期，98%的农户实现了通电，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61201公里，几乎所有农村都实现了通车。同时，通过推广高产粮食品种，韩国农业完成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向商品化生产的转变。从收入的角度看，1970年韩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为137美元，而到1978年达到649美元，在8年时间内增幅近4倍，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新村运动的主要措施
新村运动除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之外，还采取了很多有特色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各方面的发展。
——兴建村民会馆。从新村运动开展的第二年起，韩国各地农村兴起了一股建设村民会馆的热潮。村民会馆的主要职责是向当地农民灌输价值观，培养他们“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精神，在精神方面改变农民，从而间接改善农村。同时，村民会馆还负责组织各种技术培训、技术交流的活动，以及收集各种农业生产相关的资料，来为农民服务。可以说，村民会馆承担了对村民教育的功能，为村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力培养新村指导员。不管什么样的活动都需要有一批基层带头人物来推动，新村运动这样的时间长、牵涉面广的活动更需要大量的基层带头人物，来领导广大农民建设家园。在新村运动中，这样的基层带头人被称为新村领袖或新村指导员。为了保证这批人的素质，韩国专门成立了“新村指导员研修院”，1990年更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中央研修院主要负责为新村运动培养基层干部和骨干，其起初的培养对象是思想觉悟比较高、素质也比较高的优秀农民，后来推广到全体农民。中央研修院的培训内容主要侧重于思想教育，以讲座、典型事例和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同时，中央研修院内部还组织了类型繁多的培训班，如新村指导员班、妇女指导员班、农协管理干部班、高级公务员班等，培训的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教育、意识革新教育、经营革新教育、青少年教育、外国人新村教育、幼师培训教育和市民教养教育等诸多方面。
——组建开发委员会。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不再掌握新村运动的主导权后，广大农村纷纷以村为单位自发建立了开发委员会，具体负责新村运动的相关事宜。开发委员会将全体农民吸收为会员，并组建了多个社团性组织，如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等。从总体上看，开发委员会所主导的活动主要包括组织农民修建公路、整治村庄环境、相互帮助修建房屋、建设文化事业以及帮助孤寡老人等。
——大力发展农协。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利益。新村运动非常重视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建设，农协对农民利益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断就一些农村悬而未决的问题与政府和国会交涉，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同时，韩国农协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于加强韩国农业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维护韩国农民整体利益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同时，农协成立了金融机构，鼓励没有积蓄习惯的农民来积蓄，自上世纪70年代来，农户储蓄额不断增加，1971年农村居民户均收入为4300韩元（当时合12美元），1978年达到24.5万韩元（合500多美元）。农民储蓄增加，不但代表农民财富额增加，而且也使农协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另外，农协在流通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农村所需要的农资、建材和家电等物资都由农协组织负责提供。
这一系列的措施，加上前面提到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在韩国农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实韩国的新村运动，正因为涉及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才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农村面貌。
造就韩国农民高收入的原因是什么？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韩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本实现了与城市的同步发展。从城乡收入对比的情况看，1985年农户平均收入为573.6万韩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为604.4万韩元，前者为后者的94.9%；1990年农户平均收入为1102.6万韩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为1132万韩元，前者为后者的97.4%；1995年农户平均收入为2180.3万韩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为2299.3万韩元，前者为后者的95.1%。虽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很小，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收入不断增加的动态环境下实现的，显得十分可贵。
行文至此，不知道有读者是否会认为仅仅依靠以上介绍的措施就造就了韩国农民的高收入呢？其实，在这方面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论。不可否认，新村运动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起着不能忽略的作用。但是，造成韩国高收入的原因，除了新村运动所创造的各种条件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农产品的高价格。单纯意义的农民，主要还是依靠种地为生，没有农产品的高价格，就没有农民的高收入。事实上，韩国的农产品价格位居世界最高的行列。2006年11月，韩国贸易协会和贸易研究所对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的食品价格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韩国牛肉的价格为每公斤48.09美元，这一价格是美国（9.14美元）的5倍和中国（4.68美元）的10倍。同时，韩国的其他一些农产品包括马铃薯、苹果、胡萝卜等农产品的价格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在韩国，普通的海鲜饭、鸡腿饭每份大约相当于人民币80元，一盘4公斤左右的肉食拼盘大概要合800元人民币，作为主食的稻米10公斤的价格大概要200～300元人民币。美国《商业旅行新闻》发表的100大城市逗留费的数据表明，在韩国首都首尔逗留一天的餐饮费为202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以世界富豪的度假胜地而著名的蒙特卡罗。可以看出，韩国农产品的价格非常高，而这正是保证农民高收入的核心因素。
二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韩国农民的高收入与其高速度的劳动力转移是分不开的。韩国在短短30余年内，就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0%，转变到目前的7%左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已经转移到城市。正是农村人口的减少，才使得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户均土地面积迅速扩大，而农民收入才得以快速提高。试想如果不是这么快的劳动力转移速度，使农村人口迅速减少，那么韩国也很难克服农民收入低的状况。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个因素与新村运动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例如，农产品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内维持高价格，就与韩国农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韩国农协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使政府不敢向农产品价格问题开刀。韩国农协采取了各种行动，阻止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几乎在每次重要的、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相关的会议召开时，准能看到韩国农协组织的整齐划一的抗议队伍。农协的一系列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现在为止，韩国是世界上对农产品保护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这是保证韩国国内农产品高价格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韩国农协还积极向国民灌输“身土不二”的观念，鼓励国民对本国农产品的消费。所谓“身土不二”，就是说在韩国本地出生和生活的人，还是应该吃本国所生产的农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其实，“身土不二”是否具有科学道理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但是这种观念在很多韩国人心里扎下了根，使他们甘于忍受农产品的高价格。另外，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新村运动注重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和思想觉悟水平，这就保证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具备较高素质，因为能够顺利在城市实现就业。我们可以说，新村运动促进了韩国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很明显，农产品的高价格和劳动力的迅速转移都是很难与新村运动分开的。正是新村运动造就了农民的团结，提升了农村的素质，进而导致农产品的价格的不断提高和劳动力的迅速转移。当然，在研究新村运动中，我们也不能仅仅注视新村运动所采取的各项实际活动，而忽略了这两个因素。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和关注。很多国家为此专门到韩国去“取经”，据统计，从1974年到2004年的30年内，共计有133个国家先后派出41610到韩国参观、学习。由于韩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情况都与我国比较相近，因而韩国新村运动也受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应该看到，韩国的情况毕竟和我国不尽相同，因而我们的农村建设还应该立足本身的基础。同时，我们在借鉴经验时，不能仅仅看表面，更要注重实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借鉴到更多有益的东西，为我国农村早日实现现代化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