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方真实性待查 5月初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公开质疑白云区同和街道办2011年公务接待费109万元被“吃”掉争论的持续发酵，施压各地方政府纷纷晒出“三公消费”账单，并引发了公众对央企巨额接待费的讨论。 与往年相比，在已经公开的部门预算中，“三公经费”都与部门预算同步公开，其中，减少“三公经费”预算的部门有26个、增加的有17个，持平的有43个。同一时间，财政部公布了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79.69亿元，与2012年预算执行数相比，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1.26亿元。按照财政部要求，今年中央本级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 然而预算缩减背后，是当前各地对“三公消费”的界定仍没有统一标准，缺乏系统的计算方法和依据材料，财税人士分析，数字的增减只是中央希望有什么样的结果，地方随即给出什么样的数字。“三公经费”的公开透明，需加强预算收支科目的细化。 信息公开缺位 上述调查报告显示，“三公经费”公开情况的好坏似乎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公开的情况较好，但浙江、江苏却很差；经济落后地区如贵州、甘肃公开的情况较差，但陕西、青海却不错。 课题组认为，在公开的“三公经费”数据中，有些地方的部门数据明显存在问题，反映出地方“三公经费”公开的真实性有待考察。 如新疆上述4个部门2012年的“因公出国（境）费”均为零，这意味着新疆卫生厅、建设厅、文化厅和商务厅2012年没有一个人因公出过国（境）。实际上，在课题组调查的30个样本部门中，新疆2012年公开了23个部门，其中有18个部门的“因公出国（境）费”方面均为零，只有财政厅、交通厅、国资委、体育局和地税局5个部门有“因公出国（境）费”。 “公开不等于透明”施正文说。 在实务工作中无论是统计还是管理，目前各级对哪些支出属于“三公”都存在定义不清的情况，“三公消费”隐藏在政府正常的行政费用支出中，地方政府并不会刻意分类“三公消费”内容，因此会出现瞒报、隐报的现象。 2010年6月，按照国务院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后，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中央各部门要公开本部门“三公经费”的2010年决算数，以及2011年预算数。随后，共有75个部委先后在各自官网公开了相应数据。 预算经济功能强化
14个省份厅局未公开“三公经费”。 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次对全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三公经费”公开情况做的调查与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有17个省份公开了“三公经费”，但公开的部门数量不尽相同，多的有29个，少的只有1个；有14个省份未公开“三公经费”，即在查找的30个部门范围内，没有一个部门公开“三公经费”。 2012年4月，中央要求省级政府在两年内全面公开“三公经费”，即从2012年4月至2014年3月公开了“三公经费”即符合中央的意图，但根据上述课题组的调查，目前近一半的省份没有公开“三公经费”，与社会期望有较大差距。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公款宴请、消费有转入“地下”的趋势，这使得“三公经费”的公开更难。“不少公款宴请转到了内部餐厅，有的还在报销时化整为零。” “‘三公消费’因为没有具体的科目对象，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和依据，地方政府汇总的数字也只是为了统计而统计，并没有具体的收支科目分类，使其界定很难准确反映实际情况。”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 据了解，目前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不过，上述课题组的调查显示，从各省份的查找结果来看，公开部门最多的是上海，30个部门中有29个在2011年和2012年都公开了“三公经费”。 “缺乏相应的细化数字”这是社会舆论对“三公消费”的直观感受，也因此一直以来“三公消费”被诟病为“一笔糊涂账”。 即使是在目前反映“钱怎么花”的政府支出“经济分类”中，目前也不存在和“三公经费”直接对应的科目。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支出标准是约束支出规模的基本因素。没有标准的支出是无序的支出。支出标准本质上是对支出水平的界定。“三公支出”数额多少与支出标准高低直接挂钩。 2000年后我国重新构建预算管理制度，推行部门预算，把财政支出划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类来管理，内容之一就是核定支出标准。 白景明告诉记者，改革过程中，对“三公支出”也核定了支出标准。但从运行角度看，现在完善“三公支出”管理改革，对象之一就是已有的部分标准与现实情况脱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三公支出”的不合理增长，比如公车配置。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分区域、分用途细化核定支出标准，使公车购置总是就高不就低。 对于这种分类，2007年政府收支科目中曾对预算法做了相应的修改，并强化了经济功能分类，也首次把工资福利等列入预算。“但是当时经济功能分类影响不大，基础薄弱，基本是空白，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预算完整性的要求越来越强，收支科目不够细化，约束力欠缺成为‘三公消费’的一大症结。”施正文说。 “实际发生的‘三公经费’比数据显示的可能要大得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此前接受采访时说。他直接将问题归咎于软弱无力的预算约束。正因为缺乏约束，许多“三公消费”不以财政拨款经费的名目支出，而选择其他方式。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缩减“三公消费”最有效的路径就是加强预算科目细化，实行民主与公开的原则。“民主”，即涉及各级人大如何发挥作用问题，“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应严格、科学和有效”；而“公开”，则涉及预算公开的层次、范围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