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剑封喉选股公式 炮轰逼良为娼的中国学术量化评价制度 [一针见血，一剑封喉！]1
学术是太阳底下最为神圣的事业之一；学术能够使人不朽。学术之大大于天：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与其学术息息相关（——通常，人们用“教育”来描述这种说法，原则上没有错。但因为教育的关键和精髓在学术，故，我们直接用“学术”来描述应该更加准确）。如果一个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那么，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中华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 1919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志业”（ScienceasaVocation）的文章。韦伯说，志业与职业（profession）不同，职业的主要内涵是专业化的技能，而志业这个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宗教色彩：是上帝或其他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召唤我去做一件事，所以我要毕其一生、全心全意投入这件事。《左传》里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晋国范宣子问来访的鲁国大夫叔孙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接着他就说他家从舜以上世代高官厚禄，直到他现在在晋执政为正卿，可谓不朽吧？穆子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此之谓“立言”者，“学术”也。 可是，令人遗憾和痛心疾首的是，当下中国，曾经神圣和能够使人不朽的学术几已沦为太阳底下最为廉价和令真正的学人蒙羞的事情。 何以然？——当下普遍实施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使然！ 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迄今除个别人和个别媒体对此有自觉的意识和反省（又稍稍令人感到欣慰）之外，绝大多数学人都已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了。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实际上是拥有学术和政治话语权的教育管理者们所制定的一个“游戏规则”，通俗地说就是：人参与胡萝卜一个价，珍珠与沙子一个价。——这其中的荒谬不言而喻：它将凝结在生产一定量的人参或珍珠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与生产同等量的胡萝卜或沙子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等同了。因此，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量化考核症结何在》一文中说，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 笔者认为，这种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是一种不公正的邪恶制度，它贻患无穷，给中国当下学术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可用罄竹难书来表达，其祸害程度甚至远远超过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灾难，已经到了如果不彻底铲除必将彻底窒息和扼杀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力以及阻碍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危急关头。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这种祸国殃民的邪恶制度的本质有清醒的意识。 那么，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逼良为娼。 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由来和实施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南京大学。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南京大学率先将SCI论文数量引入考核体系，这之后，以论文、著作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和科研单位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目前，在全国的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 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与之配套的制度是重奖激励。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成为师生重要的学术水平评价标准，而且还可获得丰厚的物质鼓励。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曾规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５万元奖金，国内核心刊物则为５０００元。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５０万元。据笔者所知，中国很多高校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新华文摘》上发表一篇文章奖励5万元。在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大量发表论文的人还将相应地收获相对高的学术声誉和荣誉以及学术权力——学术话语权甚至政治权力——被提拔为拥有学术裁量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学术官僚。 二、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本质——逼良为娼 曾经的学术大师每每告诫后学，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赶热闹，“板凳要坐十年冷”。世人皆知，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可能开启一个时代，一个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成果会影响一个学科很长时间。可是，这种历史随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而荡然无存。比如说陈景润，他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陈景润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饭碗可能都会成问题。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使得那些本想坐实十年学术冷板凳的学人恐慌不已，为了自保——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最先被淘汰的必是你，他们多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分，参与到制造学术垃圾的行列之中——有的居然一年能发表七八十甚至二三百篇文章，出版十几本“专著”。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据报道，到２００３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５位。与此同时，硕士点、博士点在高校遍地开花，各种名目的科研项目纷纷上马，某些“精力充沛”的博士生导师居然能够一个人带数十位学生。然而，与这些令人振奋的科研和学术教育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１９９８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内地排名世界第１３位；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５１个国家中排名第３２位，在２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２７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３位。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已连续多年空缺。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风日益浮躁，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正如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一位教师无奈地说的，现在老师们的压力都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的了，真是斯文扫地。著名华人数学大师邱成桐在与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国内当前的学术风气感到忧心忡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2006年11月22日，记者曹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一文，该文通过十几位专家之口，较详细地道出了当下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明确地提出要反对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我们来具体看看这篇文章： 曹建文：《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 ●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大历史性作用,但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轻质现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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