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据说消费者会被当作“上帝”来供奉。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是围绕“需求”来运行的，而满足需求则要通过消费来实现——能够通过消费得到满足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反之则“无效”。正因为如此，消费就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咽喉要道，“上帝”的地位也就是因为消费者“一夫当关”优势地位而得来的。 然而。中国的消费者却很“弱势”，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扼守“消费”的咽喉要道。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两头在外”的模式起步的。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在国外。就更为宏观的层面而言，中国社会的消费需求只是被看作捎带着给予满足的。从计划时期起，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社会养成了一种习惯，出口商品的质量必须是一等一的，而中国老百姓享用的则“应该是”二、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处理商品”，如果有“出口转内销”，那就是大大的福气了。这种“习惯”其实一直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之初，虽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然转向“市场”。但观念的转变总是滞后的，而且会表现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上一段时间内以GDP为核心的政绩冲动，忽视中国消费者利益的“习惯”，甚至假冒伪劣，得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虽然现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也被当作口号叫得震天响，但事实上结果是大多得不到保护，这样的结果常常却被归因于中国消费者“不懂得打假维权”。 遭遇假冒伪劣，谁个不气愤，谁不想讨个公道。但是，真正要想“保卫自己”，中国消费者必须投入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太大，何况是以个人的力量来与有组织的力量，也许对手的背后还有更威权的力量的支持，这足以使九成九的消费者望而生畏，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中，“职业打假人”应运而生。探讨“职业打假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也许很有趣。把他们看作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他却是要“商业运作”的，因为他们也要生活。这种以商业化手段来维护公共利益的做法，其实有其自相矛盾的所在。所以，在这条路上十几年走下来，“职业打假人”其实与中国真正的消费者群体的距离越拉越大，渐行渐远。当他们以“刁民”的身份和手段去对付“不良企业”或“垄断企业”时，普通消费者只是一个“等待搭便车”的看客。因此，他们的“主要业务”最后只能为被侵权的企业去讨公道了。其实，这与中国消费者对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某种期望并不兼容。克林顿可以对他们说“久仰，久仰”，但在中国老百姓那里却被淡忘。 如果以营利或市场的方式来运作，实际上维权也成了一种“消费”，如前所述，这是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消受不起的，因此此等需求就成了“无效需求”。中国社会要想真正地保护“消费者权益”，是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出来承担责任，而且这样的组织应该是非营利的公共服务，是允许所有消费者“搭便车”的。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以脱贫为奋斗目标的社会转向一个以消费为发展动力的社会。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继续往前走，“消费”将成为一个最突出的“关键词”。所以，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政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公共政策，非营利的消费者组织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职业打假”已经帮中国社会积累了很多操作性的经验，今后的发展是要使这些经验进一步成为全社会的“公共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