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汪丁丁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i]中，将约翰.穆勒（1806—1873）和哈耶克（1899—1992）称为斯密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巨人。
哈耶克却不认同约翰.穆勒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他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英雄，但是我个人深信，就是他把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ii]一个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相当于被判定背离民主和自由，这是一项相当严重的指控。可是，对穆勒如此不快的哈耶克，却在1951年出版了这样一本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哈丽特.泰勒：友谊和婚姻》。哈耶克似乎对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一是穆勒与哈迪的感情经历，二是哈迪对穆勒思想的影响。
穆勒与哈迪的感情经历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传奇。
1830年，穆勒还没有完全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一个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哈迪。哈迪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者。她心胸开阔、活泼开朗、举止优雅、思想深刻。穆勒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美丽和智慧如此完美结合的女子，深深被她吸引。哈迪也早闻哲学家穆勒的大名。他们一见钟情。可是，此时的哈迪已是有夫之妇。当时，在基督教的环境中，离婚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只能发展那种柏拉图式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20年，直到1850年泰勒先生去世，他们才在1851年结婚。
认识哈迪，是穆勒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从3岁起就在父亲的监督下不间断学习和研究的天才学者，差不多已经成了学术的奴隶。他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没有泉流，没有浪花。哈迪的出现，穆勒生活的春天来了，他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因为有了哈迪，穆勒彻底走出了长期折磨自己的精神危机。“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iii]
哈迪的到来还影响了穆勒的研究，在《自传》中，穆勒对哈迪的卓越的洞察力赞叹不已，将哈迪看成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和启迪者。经济学应该感谢哈迪。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斯密的《国富论》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而没有哈迪的帮助，这部著作可能不会这样出色。“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于实际的，对预测遥远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iv]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穆勒的思想过于注重思辨。哈迪对现实经济活动的敏锐洞察力，对于穆勒研究经济学这样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显然会有重要帮助。
哈迪不仅给穆勒带了了生活的乐趣，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与哈迪相识之后，穆勒才真正进入作为一个学者的创作高峰期。但是，穆勒与哈迪的关系，即使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友谊，也与通行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由此，可以想象穆勒和哈迪所面临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当1851年穆勒提出要与哈迪结婚时，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此时，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已于1836年去世）。穆勒最终选择与哈迪结合，其代价是断绝了与家庭的往来。当时的学者们似乎也不看好这对智慧和美貌结合的夫妻，卡莱尔就酸溜溜地评价哈迪：“智而不慧，在穆勒讨论各种高级话题的时候，总是瞪着一双闪烁着无法形容的的内容的深色大眼睛，重复不断地问一些愚蠢的问题。”[v]
穆勒和哈迪渴望理解和宽容，渴望信念和道德的自由。婚后，穆勒患上了肺结核，哈迪因为照看穆勒也染病了。1854年，他们出游意大利和罗马进行疗养。1855年1月15日，穆勒和哈迪来到了古罗马广场。站在广场上，回想二十多年来他们相遇相知带来的幸福及遭受的误解和风言风语，穆勒和哈迪都深感信念和道德自由对完善幸福人生的意义，于是，他们决定合作写作一本关于自由的著作。这就是后来成为哲学和伦理学领域经典的《论自由》。有意思的是，1955年1月15日，哈耶克携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也来到古罗马广场，站在100年前穆勒沉思的台阶上，哈耶克也想到要写一部关于自由的著作，这就是哈耶克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的《自由宪章》。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穆勒和哈迪相识20年才结婚，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却只有7年。1857年，哈迪因为患肺结核不治而亡。穆勒15岁时曾经到过法国，并在萨伊家住了一年。此后，他似乎有了某种法国情结。婚后，他和哈迪就长期居住在法国南部的海滨小城阿维尼翁。哈迪去世后，穆勒将她安葬在阿维尼翁，自己也在此定居。每天早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老者手持一束鲜花前往墓地祭奠，那就是穆勒。穆勒在此又生活了16年，直到1873年去世。遵照遗嘱，他的继女海伦.泰勒将他安葬在哈迪的墓旁。
听哈耶克讲穆勒与哈迪的爱情故事，有一个问题始终驱散不去：哈耶克，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感情经历如此感兴趣？哈耶克讲述穆勒和哈迪的这段故事，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哈耶克曾经有过的与穆勒类似的一段情感经历。
1918年，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随后，他的远房外甥女海伦娜也进入维也纳大学。经常的交往中，他们产生了感情。1923年，哈耶克大学毕业。在米塞斯推荐下，前往美国留学。行前，哈耶克和海伦娜商量好，哈耶克从美国回来就结婚。在美国期间，由于通讯不便加上工作紧张，哈耶克与海伦娜失去了联系。在美国留学一年后，哈耶克回到了奥地利。当他找到海伦娜时，她已经结婚了。
在米塞斯帮助下，哈耶克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1926年，哈耶克与内政部秘书赫拉结婚。赫拉温柔体贴，贤淑友善，哈耶克的朋友们都尊敬她，喜欢她。但是，哈耶克却不一定爱她。他娶赫拉，也许仅仅因为赫拉和海伦娜相像。一直过着一种平淡的生活，哈耶克感到，此生可能就要终老奥地利了。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研究处于低潮，与此同时，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由于凯恩斯的崛起正蒸蒸日上。为了和剑桥抗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需要一位和凯恩斯实力相当的经济学家加盟，于是，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罗宾斯从奥地利请来了哈耶克。在伦敦，哈耶克在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周期理论等领域与凯恩斯展开了论战，虽然最终胜负未定，但哈耶克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逐步确立了。但是，哈耶克并没有感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赫拉是一位和善的朋友，贤惠的女主人，称职的母亲和妻子，但哈耶克并不爱她。据说，到他家吃饭的朋友和学生最难堪的就是餐桌上的冷清，男女主人几乎没有什么话说。就这样平静而无趣地生活了十多年，哈耶克感到，此生可能就要终老了伦敦了。
1946年，二战结束，哈耶克回奥地利探访故友。在维也纳，不期而遇海伦娜。他们已经20多年没有联系了。海伦娜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哈耶克决定结束自己并不幸福的婚姻。尽管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他明白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将要面临的巨大风险，但根深蒂固的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使他无法继续忍受无爱婚姻的桎梏。
在英国那样传统的基督教环境中，离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国际会议上，哈耶克碰到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经济系主任杜兰，得知在阿肯色州，有关离婚的法律比较宽松。1950年，哈耶克到阿肯色州立大学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在此期间，办理了与赫拉的离婚手续，并与海伦娜结婚。
哈耶克此举，遭到了朋友们广泛的反对。罗宾斯退出了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中断了与哈耶克长大20年的友谊。“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珍视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vi]
哈耶克为了和海伦娜结婚所失去的还不仅仅是朋友的信任和友谊。此时，哈耶克已经不再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了。所以，虽然在朋友帮助下进入芝加哥大学，却不能进入世界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哈耶克不得不转行，进入“社会思想委员会”。此时，他的职称也不再是经济学教授，而是道德哲学教授。由于有两个家庭需要赡养，老年的哈耶克不得不努力工作挣钱以摆脱不时面临的财政困境。这种窘迫，一直持续到他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哈耶克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也许，从新的婚姻中他获得了新的幸福。同穆勒一样，他对自己的新任妻子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说她是自己“思想上的伴侣”。海伦娜对哈耶克晚年的研究工作也给予很多帮助，她曾经将哈耶克的重要著作《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等译为德文。
至此，可以这样理解，哈耶克写作出版关于穆勒和哈迪情感经历的著作，是在为自己作道德辩护。
之所以作道德辩护，是因为存在道德压力。确实，穆勒和哈耶克的情感经历，与传统伦理道德存在某些冲突。在个体自由幸福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如何取舍，这是谁也无法给出最终答案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观念，对这样问题给出的任何答案，或者意味着虚妄，或者意味着强制。“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苦）”，穆勒关于自由的著作和哈耶克对穆勒情感经历的追述，所诉诸的其实只是宽容和理解。
思想史总要表现出某种宏大叙事的风格，关注经济学家的感情史，对别人的结婚离婚甚至婚外情津津乐道，显得有些低级趣味甚至荒诞不经。但是，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在特定的人生情境中形成和完成的。如汪丁丁所说：“知识过程总是与知识者的人生体验纠缠在一起的。”[vii]思想不过是人生经历的某种反应，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需要理解这种思想赖以产生的载体，其中自然包括其可能的情感经历。
说到这里，想起汪丁丁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中的一段话：“穆勒的思想充满张力，紧张地斗争了一生，所以造就了一个斯密之后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比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弗里德曼）要复杂得多。复杂，意味着思想内部有冲突，有紧张，有矛盾——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只有你遇到了人类命运当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你才会表现出哈耶克和小穆勒这样的紧张。”[viii]
小穆勒和哈耶克的这种紧张也许与他们的情感经历有着某种内在关联。
[i] 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ii]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2006
[iii] 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111
[iv]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114
[v]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19
[vi]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3
[vii]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312
[viii]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203—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