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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膨胀”的数据本身就内蕴了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为什么最初官方（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情形均为“1死1伤”的数据却遭到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强烈质疑？这一数据是如何出台的？我们不是时不时从媒体中看到，我们的官员们动不动就去这儿就是去那儿“调研”吗？为什么现在就不听听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声音？恐怕只要随便咨询任何一个幸存者与现场目击者，怎么也得不出“1死1伤”的数据。是不愿意倾听？不敢倾听？还是不能倾听？诚然，只要大小官员们真正去调研，真正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把握实情未必就是不可能之事。问题只是在于，在一个“能保就保、能压就压”、“尽量保、尽量压”的地方强势政权掌控之下，事情的本来面貌也必定是不会轻易公之于众的。
如此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为何没有政府官员去“调研”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以掌握实际情形，却轻而易举地出具“1死1伤”数据？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为何如此“保守”伤亡数据？不去深入实际调查实情，却闭门造数“估计”。不超过70与最新数据265，相差何其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估计”出发；不是深入到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中间把握实情，而是一味向上级“保守”数字；不是正视现实，而是回避问题；不是敬畏生命，而是麻木不仁；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钱为本；不是把人命真的当回事，而是把人民币置于第一位；不是以人民的福祉安康为首要关怀，而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第一要务。如此看来，遇难人数到底是多少已然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其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19日上午，胡锦涛同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当前的一些灾难问题提出了警示性的劝诫。媒体报道的标题也颇有意蕴：《一些干部对关系百姓生命安全问题麻木》。实际上，标题改为《一些干部对关系百姓生命安全问题麻木不仁》，或许更为恰当。胡锦涛同志指出，“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总书记这一颇有针对性的批判纷纷成为近日媒体多次转述的核心语句之一。总书记这样的批判理当深深嵌入每位官员，尤其是渗透进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员的灵魂深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对事故遇难人数如此讳莫如深、对人民生命安全如此不当回事的地方要员们，对总书记的如许批判会做何断想？是否会因此改变自身的行事逻辑？
三、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级”有几何？
不管是从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是从遇难人数的多寡来看，这两个问题都是此次尾矿事故发生以来，人们甚为不满之处。由此掀起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也就自是其逻辑的自然延伸而已。下至乡镇守门员，上至省府当家人，问责不断，山西官场俨然发生了一场罕见的问责大地震。
我们还是要首先回顾事故发生以来，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进展情况。事故发生后，襄汾县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对安全生产监管不力、排查安全隐患不严的有关责任人给予撤职处分，其中，襄汾县陶寺乡党委书记、乡长，襄汾县安监局局长、襄汾县安监局总工程师被撤职。鉴于襄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这次特重大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临汾市委于9月13日下午召开常委会议，对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中央对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的结果就是孟学农“下课”。9月14日，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同志宣布了中央对山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调整的决定，任命王君同志为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山西省省长候选人，免去孟学农同志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然而，关于临汾市的官场地震却是姗姗来迟的“余震”。9月20日上午10点50分，临汾市领导干部大会在临汾宾馆举行。会议宣布了临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职务调整决定。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免去刘志杰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市长职务；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副市长职务。
由尾矿事故引发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是近年来中国重大事故发生后地方（省市县乡）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问责的标志性事件。从事故发生完全没有问责，到问责九品芝麻官、小小替罪羊，到问责个别主要领导干部，再到是次尾矿事故省市县乡四个层级主要领导干部问责，可以说，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然跨越了历史性的一步。简言之，从没有问责到开始问责，从问责个别干部到问责干部群体，中国的官员问责制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以后能够坚持如此问责，那么，就推动、健全、完善中国的官员问责制而言，是次问责必将具有典范意义。然而，当下的官员问责制所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