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省市县乡各级问责的程度不同。总体来说，按照干部级别管理的原则，中央管理的干部在是次事故中被问责的干部是问责得最为严重。孟学农和张建民两名部级官员因此免职“下课”。至于来年他日如何安排，张建民的第二春也好，孟学农的第三春也罢，这是后话。至少，数百人命事，如不问大责，如何平民愤？虽然说是官场问责大地震，可是，这“震”越往下，也就越看不到地震的能量了。临汾市委常委会议，关于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和县长李学俊“停职检查”的决定则颇值得玩味。主管副省长、省长都因此下课了，可是，当地的最主要的领导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什么只是“停职检查”？别忘了，“引咎辞职”、“免职”与“停职检查”差别可谓大矣！严格来说，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该首先要问责的就是县委书记、县长大人。否则，问责的公平性、程序性、正义性就存有争议。
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初稿（19日）时，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机构，只有临汾市的领导干部没有问责。20日的新闻报道了临汾市的问责情况。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免去刘志杰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市长职务；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副市长职务。从中不难发现，市委书记与市长的不同“待遇”：书记是停职检查，市长与副市长是免职。停职检查意味着，风浪过去，还有可能稳坐宝位。免职则意味着即刻告别此宝位。简言之，是次问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乡镇是撤职，县级是停职检查，市级是书记停职检查、市长副市长免职，省级是免职。
其次，虽然此次孟学农的下课颇得民意广泛的“悲情”支持。然而，就整个省市县乡的问责来看，“人治”色彩比较浓厚。我们的问责还没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完全是一种人治运作。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如果按照问责的行政级别来说，应该是逐级深挖，层层问责，即从乡到县，再到市与省，即乡－县－市－省。这次问责的路线图则是：乡－县－省－市。其二，我们的问责现在主要是上级党委在问责下级党政。而不是我们的民意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问责。如果按照法定的政府官员任免的逻辑，就应该是我们的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实施问责。如果是政府要员问责，则上级党委“提名”免职，实质上人大只需要“形式”通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确实从证实了我们的官员任免逻辑。“真正”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其三，由于是上级党委问责下级党政，因此，市委书记与市长、省委书记与省长的问责情形完全不同。尚缺乏一致的标准。问责与否，如何问责？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重点展开。其四，由于我们的问责目前主要是上级党委对下级党政的强压下的问责，所以，撤职、免职、停职检查的多，而真正是引咎辞职的则寥若晨星。即使所谓的孟学农引咎辞职，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法。真正的问题是，免职下课走人。易言之，我们的问责主要是“问”别人，很少或几乎不“问”自己。只有真正“问”自己，我们才会有“引咎辞职”，而不是撤职免职。
再次，官员“引咎辞职”较多具有“象征”意义，而缺乏实质性的威慑作用。这一点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尤其如此。孟学农之所以有今天的“二次下课”，实则与2003年非典下课后，稍事“整修”后，接着又是紧密的政治安排有相当关系。孟学农赋闲四个月后，2003年9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9月免）、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007年8月30日，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9月3日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9月被免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职务。2008年1月22日，在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山西省省长。这样的“下课”意义究竟有多大？至于县处级以下干部，如果媒体不紧盯着，辞职、免职后就任原职、异地任职或者竟然高升者，有谁真正清楚？其意义到底又有多大？毕竟，免职官员的迅速复出、甚至高升的例子，我们实在见得太多、太多。因而，如何处理好官员问责与再度复出的问题，也就成为官员问责之后不得不审慎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问责的层级标准为何不同？为何省级层面的问责与县级、市级层面的问责迥然不同？为何省级层面问责的是省长孟学农与副省长张建民，襄汾县问责的是县委书记与亢海银和县长李学俊，临汾市问责的是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市长刘志杰、副市长周杰？问责为何因层级不同而逻辑迥异？如果按照襄汾县、临汾市问责的逻辑，那么，省级层面问责的应该是除了省长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之外，还要问责省委书记张宝顺。可是为什么只是孟学农下课，张宝顺却稳坐泰山？严格来说，如果从履职的时间来看的话，张宝顺对山西政情社情的熟悉程度应该要远远多于在山西履职仅一年的孟学农。因而，张宝顺对山西的担当也就应该更多。也就是说，更该问责的应该是“一把手”张宝顺，而不是“二把手”孟学农。
我们不妨对张宝顺在山西的履职情况做一简要回顾。张宝顺从2001年执掌山东至今，其历程可谓不短，已经整整八年。从履政的职位来说，可谓先政后党。对山西的党政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张宝顺的山西政坛简历如下：2001年９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2001年10月在中共山西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副书记。2004年１月，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理山西省省长。2004年２月在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山西省省长。2005年７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同年７月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2006年１月在山西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10月，在中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任职至今。
根据权利、利益与责任一致的原则，享受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就应该承受什么样的责任。在工资待遇方面，为什么我们的公务员的范围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可是，在问责方面，却不包括我们的党委、人大、政协？尤其是不包括我们的省委书记？为什么市县问责就问责一把手书记，省级问责就不问责一把手书记？是不是省委书记享有某种豁免权？为何中央对省的问责与省委对市、市委对县的问责如此不同？如果说这只是单纯的行政问责的话，为何要问责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如果说这不仅是行政问责，还包括政治问责的话，为何各级问责标准不统一？如果这些问题不妥善不解决的话，问责本身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受到质疑。
最后，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震级有几何？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对官场问责大地震的反省。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的不能仅仅是帽子、位子、票子，而应该“震”动我们每位官员的德性、良知、理智。尤其是要狠狠震撼那些麻木不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不法官员。如同四个月前的“5·12汶川大地震”一样，大地震震出了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对生命的敬畏、对活着的珍视。我们衷心地希望，是次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能够深深“震撼”每一位公权持有者对生命的敬畏，对良知的反思。而且，这种官场问责大地震，我们希望它能够深深地嵌入我们每位官员的灵魂深处，就像地震一样，官场问责大地震也需要前震、大震、余震。只不过，我们希望，除了纳入制度化的“他震”之外，这些“震”更多地能够来源于我们官员的“自震”。诚然，通过“自震”，尽量达到“无震”，这是最理想的选择。毕竟，我们不是为了“震”而“震”。我们是希望通过大震，逐渐化约为小震，最后达到无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要追问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其“震级”有几何，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官员们的“自震”有几何。或许，这才是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真正要义所在。
2008年9月22日早上九点五十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