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宏良先生“中国经济的危机”一文，我读了好多遍，我之所以读了好多遍，主要原因在于，我从该文中读到了中国灾难的源头，比如说几十万名高级干部和不计其数的主流精英，老婆孩子早成了外国人，而留在国内的外国人正在谋划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事实说明了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改革开放都是有益本国和本国民众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有益它国和极少数人真正原因。但问题是，中国出了几个别国的精英和官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对这种现象的容忍、默认甚至支持（任其继续做官继续“精英”就是支持），更可怕的是，为防止人民群众反抗裸体官员和精英们的卖国行为，裸体官员和主流精英以反思文革为名，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合法权利（由合法变化非法，比如人民批评官员、监督官员的自由权利），逼迫人民群众走上了暴力反抗的绝路，瓮安群体暴力反抗地方官员的暴政就是对改革开放“成绩”的最好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只有毛泽东能够救中国，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用主流精英的话说，中国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天的变化，并由平民主义的治国道路，早就走上了精英主义的治国道路。或许，在人民自由民主的国家，精英治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在精英专制的中国，精英欲望的无制，官僚资本自由主义就必然成了中国的不二道路，因为，只有实施官僚资本自由主义，精英利益相关体才能更好的实施掠夺。精英专制加官僚资本自由主义，就成了中国目前的不治之癌。但不治之癌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说“乌有之乡”网首页的“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话虽不多，但却深刻的道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但害怕甚至仇视“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主流精英，却努力在中国构建一个“精英”对内自由压迫人民群众，对外自由卖国的理论体系，并由理论到实践，全面展开了精英自由化、官僚资本自由化、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自由化的精英专制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越远，压制越厉害，压制的时间越长，人民群众的暴力反抗就越激烈。本来，我是个和谐主义者，但在没有和谐价值秩序的情况下，和谐主义只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所以，在和谐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构建起来之前，我也是个和平反抗主义者，但如果“精英集团”不给人民群众和平反抗的权利，人民群众只有暴力反抗一条路好走，我也是暴力反抗的支持者，因为，世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人民群众对压迫的反抗，就没有社会的真正发展。
在写本文的时候，我又读了网易上的一篇报道和党国英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报道中得知，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竟然以搜刮民财为己任，而类似的派出所所长，在中国多如蚂蚁，黄某之所以被揭出，只是他的运气不好而已，因为，黄某之所以可以在当地横行无忌，其主要原因他也有个可以横行无忌的保护伞，不仅黄某如此，中国所有贪官都是这样。而党国英先生的文章则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不可太快了，因为太快了有一定风险，我个人则认为，对于风险问题是个怎么看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是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看作风险，还是把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视为风险的问题。再深一步讲，中国面临着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如果继续数，我们还能数出好多风险，但最大的风险我以为是人民群众缺少民主权利，缺少阻击卖国势力卖国的捍卫权利，因此，中国现在与未来的风险不是民主化进程太快了，而是太慢了。所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以为就是个还给人民群众对暴政、剥削、压迫反抗权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还给人民群众反抗权，就在于毛泽东视人民群众的权利、利益、追求、向往、渴望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而现在有人之所以反对甚至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在于这些人以维护、扩张自己的利益为奋斗目标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人民群众丧失对官员的批评权、监督权、反抗权，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一、主权经济是有序发展的基本前提
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对官员的批评权、监督权、反抗权，这些权利的丧失，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失去保护自己合理利益诉求的权利，也正是人民群众失去保护个人利益权利的原因，人民群众也同时失去了保护国家主权经济的权利，由于人民群众这两个权利的丧失，一方面，“精英”为出卖经济主权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有的官员为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甚至经济主权，造成财富外流。据周天勇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危机”一文中透露，这是特殊利益阶层和不良精英互动，影响决策层的决策造成的，但问题是，决策层在决策前为什么不更多的听听反对者的意见？为什么不听听平民百姓的意见？这个问题不能深说，深说了会惹大麻烦的，因此，我在此只能给决策层提个醒：世界上任何国家，平民百姓是最爱国的，而精英层由于哪里都有奶，哪里奶好、奶多就往哪里投奔的一族，从这个角度说，精英层也是最大的误国族。当然，精英也有兴国的，那就看他是不是人民的精英了。但是，在中国的今天，人民的精英总是受排斥、受打压的一族，从这个残酷的事实上说，决策层就更需要排除主流精英的干扰，多听听受排斥的精英，也就是人民的精英的意见了。我一直认为，主权经济是有序发展的基本前提，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没有了，她又怎么发展、如何发展呢？在我看来，经济主权和国家主权同等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
从世界各国对本国经济主权绝对掌握控制权的情况看，任何国家对经济主权都是不能放弃的，但为什么偏偏中国的主流精英以融入世界的名义，大力主张出售经济主权呢？我个人以为，除了精英的个人利益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为配合某些图谋不轨的大国而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通过出售经济主权的方式，达到肢解中国的目的。据研究美国史的人撰文说，美国是个买来的国家，也就是说，美国的部分国土，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得到的。从空间领域上说，国土只是国家主权的表面形式，而国土的本质在于能够在国土空间行使政治经济主权，如果一个国家在表面上还保有国土主权，但经济主权却掌控在别国手中，其结果只能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所创造的财富，由另一个国家的民众享用。中国已经深陷经济主权丧失的泥淖，如不尽快从这个泥淖中跳出来，其结果只会导致政治主权的易主。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主权的丧失，国内、外资本自由掠夺的加重，人民群众的暴力反抗在所难免，当然，人民群众的暴力反抗并不能说明是坏事，只能证明这是好事，因为，这会给卖国的精英层提个醒，卖国不仅会受到历史的唾弃，在合适的时候，也会受到人民群众无情的惩罚。精英层读的书多，历史知识丰富，应该懂得人民群众的暴力惩罚不会是一种好受的事，因此，现在自醒比暴力惩罚后后悔要好。
二、在现阶段的中国，提倡经济自由主义就是敞开国门一任强势资本对中国的自由掠夺
今天，我读到了张维迎">张维迎先生的新文章，大意是说，经济自由是市场配置的最佳选择，政府对经济自由的限止是一种倒退。但事实上，就连张先生崇敬得五体投地的美国，对资本的自由掠夺也是不允许的，但美国不让资本自由掠夺是面对国内资本市场的，但对资本到国外自由掠夺，美国的全部兴趣就是支持掠夺。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曾在美国留过学的张先生应该比我清楚，但张先生为什么偏偏主张资本的自由掠夺呢？他是不是周天勇先生痛斥的那类学者呢？我想，全国人民的目光比我亮。但世界各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所谓的最自由的美国，资本也永远是有限的自由，因为，只有资本有限自由，资本才会承担它永远不愿承担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却支持资本的自由掠夺，并从政策上为自由掠夺提供保障，相反，对于创造资本利润，本该享受资本利润带来福利的平民百姓呢，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分享权，还剥夺了人们的表达权，既利益诉求权，而这，就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当然，在改革过程中，在前三十年财富积累达到财富暴发的时候，财富的倍数增长规律不仅没有成为改革“精英”们认真对待的经验，反而成了“精英”们清算的对象，并突破道德底线，自由分肥前三十年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劳动成果。为了给分肥披上合法的外衣，“精英”们创造性的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分肥理论，比如说冰棍论，腐败推动社会进步，自私优于无私，自由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最优，如此等等。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套“精英掠夺最优论”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改革开放的福利成果，相反，却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和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美国白纸，成了“改革精英”引以为自豪的成绩单。
三、卖国大潮的源头在裸体做官和贪污腐败
在中国大地上，当卖国作为一种荣燿如潮水一样遍地涌动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官员的老婆孩子早就成了别国的国民，而且，在大洋彼岸，豪华的二奶村剌激得美国房产一路疯长，这一现象恰恰证明，裸体官员与裸体精英是多么深谋远虑，早就为远走高飞做好了多方面的精神准备和物资准备。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为什么一心一意出卖金融主权了。如果裸体官员和裸体精英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可怕，假如人员不在少数也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为什么裸体官员和裸体精英照样做官？照样精英？这是不是暗示着中国人民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十几年前，在“精英”们的教育下，我一直对毛泽东对待官员们的严厉梗梗于怀，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官员们那么“无情”，经过近十多年的现实教育，我终于明白，如果毛泽东对有剥削思想的战友有情，就是对平民百姓的背叛。由此可知，一个人的情感立场、价值观念，决定了他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由于未来的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们对未来的描绘，总与最终结果相去甚远，但是，最初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管理能力，却能给人们带来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不敢说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价值选择问题，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贪腐和裸体做官现象而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是个不争的事实。试想，如果一个官员、一个精英以别国为家，为自己的国家，他还会捍卫自己服务的国家利益么？由此可知，中国出现的卖国大潮，在裸体官员和裸体精英大行其道时，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命中注定的不二定数。要改革这种卖国的定数，现在不是纠正卖国现象，如果仅仅纠正卖国现象，今天纠正了，明天它又改头换面出来了。因此，纠正卖国现象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裸体官员和裸体精英，对于裸体官员，清理出干部队伍，而对于裸体精英，所有的卖国言论一是不采纳，二是限止传播。但令人遗憾的是，卖国言论在中国各大媒体上总能大行其道，而爱国言论总是受到各种限制，这一方面说明，卖国精英已经渗透到中国的各大媒体，并掌控了媒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宣传管理上，我们出现了价值判断标准的严重错。胡锦涛总书记曾说，在思想宣传上，我们并没有改变西强我弱，不是原话，大意如此。造成西强我弱的原因，并非是西方媒体占居了世界道德的制高点，而是国内的卖国精英为配合西方主子，从理论上为西方制造攻击中国的理论依据。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展开有效的理论斗争，同时，在应对措施上，总是缺乏灵动的民众力量予以反击。只所以造成缺乏民众力量的原因，是中国的宣传官员不相信民众，其实，世界上任何国家，民众都是最爱国的，因为，除本国之外，他再也没有可以存身、可以发展的地方了。当然，有人也一定拿出民众反抗反驳我的观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反抗的根本性原因，必定是那里的官员出了严重问题，或官、黑勾结，欺压百姓，或贪腐严重，危及到民众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在反抗的时候，渴望的是官清政廉，国泰民安，良好发展，对于这一点，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理智而又正确的认识，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从民众权利和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中国必危。
四、暴力反抗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否定
进入08年以来，在中国，暴力反抗事件一连串发生，有人认为，暴力反抗发生的原因，是刁民的刁钻之行，必须毫不留情的予以严惩，如果高层接受了这个官员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不管不顾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建议，必会助推民众与高层的对立，使胡、温新政后民众建立起来的期望与信心荡然无存。到目前为止，高官层并没有对刁民论的制造者予以反驳，已经使民众丧失了不少的信心。这是工作失误？还是一种默认？如果是前者，说明情况，予以驳斥，尚可收复民心，但若是默认，中国的前途命运堪忧。前面已对暴力反抗发生的原因作了简单分析，在此需要进一步说的是，为什么造成官、黑勾结？贪腐严重呢？有人可能能找出N次平方个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有人肯定说是市场自由配置原则，这一点没错，但是，市场自由配置的核心又是什么？我想，人们一直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胡敬琏先生曾说，是政府权力过大造成了市场异化现象的出现，如果胡先生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事实上，那个被胡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美国，不也是一个强权领导国家么？我以为，问题不是出在政府权力过大上，而是出在政府权力弱化、民众监督权利缺失、个人权力无限度扩张上，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市场的自由配置，说穿了就是一任强势资本自由掠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些把政府权力关到笼子里的笼子论，其实就是从理论为资本恣意掠夺提供理论依据。当然，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如何把为自己谋私、贪污腐败的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而不是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关到笼子里。但茅于轼">从茅于轼先生关于权力问题的议论上，我分明感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读过自由经济鼻祖弗里德曼原文的人都知道，那套经济学理论，说它是经济学理论不如说它是分化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更确切，因为，它的核心内容其实不在市场的自由配置上，而隐含在市场自由配置深处的是，个人的经济权重比例决定个人的政治权重比例，说穿了就是，你有多少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你就有多少权利。中国近期一连串的暴力反抗事件，就有力的否定了这种权重理论的荒谬，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一些媒体上，却用这种理论观点分析我国的政治经济状态。我这样说有人可能以为，我是个反西方主义固步自封的人，其实，我一贯主张，中国必须在全球视野下寻求政治经济的主权和有序发展。在政治经济上，没有主权，何谈发展？既便发展了也是为别国的发展。但中国要发展、要自强，就必须认真分析各国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融合到中国发展战略哲学里去，只有这样或者说唯有这样，中国才能寻找属于中国的、正确的发展道路。
2008年7月17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