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唐老师，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走过了“计划经济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那么，对于今后的三十年，也就是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你认为中国社会最需要改变的是哪些方面？
唐钧：中国社会需要改变的方面当然还很多，但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应该建立一个目标在于“协商一致”的社会机制。 记者：此话怎说？ 唐钧：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六十周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叫做“耳顺”之年。中国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而立”之前的幼年期、少年期、青春期，所以很多方面很幼稚，躁动不安，喜欢折腾。三十而立，觉得不能再折腾了，所以改革开放，显得像个成年人的样子了。四十不惑，我们找到了方向，确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五十知天命，中国社会走向成熟，更加关注民生，我们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如今是六十耳顺，中国社会应该更趋于成熟，方方面面要统筹兼顾，考虑得更加周全。我以为，耳顺的意思，就是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如果剥开各种各样有关“民主”的意识形态包装，我以为“民主”的真谛是利益的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成十大阶层，各个阶层的利益各不相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机制，让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不管是多数、少数，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即使表达的方式激烈一些，也不为忤，这才有“耳顺”的大度和气概。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怎样统筹兼顾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实际利益。 记者：你认为这种社会机制应该怎样来概括呢？ 唐钧：我称之为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将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意见整合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能够自觉遵守的社会契约。 从理论上说，在现代社会里，无论从“经济人”、“社会人”……或者以其他的视角去看人类的活动，一个成熟的社会最突出的标志性语言应该是“理智”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个人利益的“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利益圈”的交叉乃至碰撞，如果大家都不让步，就必然会导致冲突，其结果很可能是“双输”或“多输”。 因此，理性的选择就是以“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古训，这样做往往会发现天地广阔的多。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双赢”或“多赢”的和谐局面。 记者：你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多远？ 唐钧：很遗憾，我们距离这样的目标还很远。最近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都表明，我们的处理方式还是很简单粗暴，很多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似乎只有两招：要么“放纵”，美其名曰“市场化”；要么“禁止”，妖魔化为“不合法”。因此，在拆迁、城管、征地、环保等方面，非理智的不当行政行为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并且动辄诉诸于暴力，常常酿成群体事件乃至流血事件。当然，这个毛病在很多大的政策上，也常常有所表现。 记者：你认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怎样的？ 唐钧：前面已经说过，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个性化、多元化，是允许甚至鼓励社会各阶层充分表示各自的利益立场的——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因此，要正确处理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党和国家（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持的立场极为重要。如果把社会各阶层比作下场比赛的运动员，那么，党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以沟通、对话与协商一致的民主方式来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然后由政府来扮演根据游戏规则严格执法的裁判员。所以，党和国家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公正的，其本身与长期所担负的职责之间必须没有利益关系。只有这样，社会各阶层之间才能在一个得到社会公认的秩序下，通过协调和妥协来维护和遵守游戏规则，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良性运行。 在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中，有两点是必须要处理好的。一是关乎经济利益的，要使社会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不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来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与人民的基本权益相关的，讲求的是“公平”和“公正”。所以，在这两方面，常常要求党和国家的社会政策要偏向于社会弱势群体，以国家的权威来平衡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与生俱来”的不平衡。 记者：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怎样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唐钧：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表现为没有话语权。这样，他们就难以与其他社会阶层沟通，于是也就没有后续的协商一致。同时，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个人是无法与强势者对话的，所以，要重视社会中介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这样才能形成弱势阶层的集体话语权和对相关信息的公众知情权，这些权利应该得到国家的保护。以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角色和立场，国家应该考虑建立一种体制、机制和法制来保证所有社会阶层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且保证信息的畅通。 记者：媒体和学界在这方面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当前，媒体和学界常常在政府、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扮演起到“中介”作用的角色。由于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弱势群体要想与强势群体乃至政府机构直接对话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另一方面，因为传输渠道的不通畅造成的信息衰变，使决策者要想真正听到弱势群体的“实话实说”也不容易，所以，媒体和学界的“中介”角色就显得很重要。尤其是专家学者，他们的身份比较超然，可以更全面、更深入、更高瞻远瞩地看问题。尤其在听取不同意见方面。就方法和手段而言，他们可以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用以问卷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和以个案访谈或“焦点小组”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专家学者们根据相关理论、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或称地方性知识）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这样，政府的决策就容易多了。 但是，从社会政策学本身的价值观和理论来说，并不赞成这样做。所以，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让弱势群体能够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体制和机制，使弱势群体能够与政府或其所属的相关机构直接沟通和交流，这是理想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