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现象说明了什么 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已经30年,成就很大,问题也很突出。最大的问题是高增长、小GNP。这说明在当今的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下,错误地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具体上看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 一、高速度,小GNP 评价我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视角考察。从量的角度看,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增长速度奇迹,但以30年的GDP规模变化角度看,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并不大,人均GDP的变化也不突出。 自从世界银行让全球各国引进了一个GDP的统计方法,GNP基本已经不使用了,并且,搞得中国人至今已经不知道自己的GNP到底是多少了。世界银行一个GDP的障眼法,把发展中国家都蒙骗了。 30年来,中国的GDP在世界的GDP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只增长了一倍多,而GNP仍然和从前差不多。尽管从国内的统计看,我国的经济规模早已翻了三四番,但从外部角度看,只翻了一倍半。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我想除了汇率因素,再就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和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GNP约占全球GNP的2%(更多的说法是5%,本文暂用我国官方的宣传数字),但到了30年后的2007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上升到占全球GDP的5%。而从GNP角度看,我国GNP所占世界规模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约仍然只有2%。这就是说,目前我国GDP的一半是外国投资者的,并不属于本国企业的产出。而我国目前的GNP大约只有GDP的一半。也就是说,以今年24万亿的GDP举例来说,GNP大约只有12万亿元。 30年间前半期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了中国GDP规模增长缓慢,大量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交换中廉价流入国外。这不能不是今天需要总结的的重要问题。 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到了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446亿美元,中国是2630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5倍。 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2006年日本的GDP是43675亿美元,我国的是263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降到了中国的1.65倍。 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里,我国的GDP增长了12倍。而韩国1978年的GDP是501亿美元,2006年变成了8883亿美元,28年里增长了17.7倍。比我国高得多。 发达国家中增长较快的比如瑞士,1970年时瑞士人均GDP为3449美元,而美国的为5067美元,当年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为1:4.31。但到了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4190美元,瑞士人均GDP则增长到51771美元,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汇率变为1:1.25。 这就是当今由于货币币值变动而导致各国GDP状况。中国经济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高速度,小GNP”。高速度发展的经济成果很多不为中国人民所有。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金融经济和货币经济历史阶段,美国依仗世界货币的优势,玩弄印钞游戏,便可轻易地掠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成果。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更多地是惠及了别人。但是,中国为什么在国家交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格外昂贵,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原因。 二、决定贸易交换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购买外国的产品?一个外国产品性能好,技术含量高,利用价值大,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外部产品的过度迷信和崇拜。譬如穿鞋,一双中国制造的球鞋已经足够好的了,但有人硬要去买外国名牌鞋。一件衣服本国造的质地完全不比外国差,但为了追求时髦,有人愿意花多出几倍的大价钱去购买。一辆本国产的轿车性价比都很好,但有人硬是花几百万元去购买一台外国车。
更加荒谬的是,有的政府采购竟然明令规定非外国货不买。甚至许多工厂放着本国质优价廉的设备不买,非去进口外国制造。这就是中国这些年里的问题。从消费到生产,大进大出的过程中消耗了本国额外多的资源。这种不良消费心理和政府出台的错误的消费政策,都会使一个国家在与外国物质交换过程中代价昂贵,资源大量廉价外流。再加上国内贫富分化,富人大肆消费国外产品,更使中国的进口格外昂贵。 而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必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出了问题,即完全拜到在西方文化脚下,从灵魂到物质、从社会思潮到政府政策统统被西方文化所折服。精神和思想上的投降和投靠,必然造成一个国家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决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收益。它会导致一个国家付出更多的代价换回很少的甚至根本没价值的产品。 这些年里中国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的表现有很多,不仅表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甚至表现在企业资产买卖上。为了让外部文化和机制参与中国的企业,中国政府不惜出台大量廉价出售企业股权、招徕外部投资者的举措。有的企业为了引进外部的“先进”管理,大比例地出让企业股权和产权。这种表现可归纳为文化失败后购买外部文化所付出的代价。 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我国曾经一度出现疯狂地外资收购潮。连深圳的自来水公司都买给了外国人。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外开放怎能不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交换过程中损失惨重!并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搞经济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怎么能提高和增加! 上升到政治学来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制度和体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为西方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在转轨和外向型的发展过程中,右派力量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损失将会越大,成本越高,对这个国家越是不利。因此,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到了适当矫正政治力量的时候了。不从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矫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代价惨重。这就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为什么要适当向左转的原因。这是从经济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 三、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的特点 当今世界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类经济进入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一个国家产品价格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购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其物质成本和真实财富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力量、消费信心和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前景预期决定着的。在这种时代,商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国的文化价值力、政治价值力、制度价值力以及世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期。 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产品价格往往是不对等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拿更多的产品交换发达国家较少的产品。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就象一个农民进城,即使付出再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微薄的。 当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越是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甚至迷信时,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越具有价格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交换成本和贸易成本越大。所以,文化价值力和政治价值力高的国家的产品,在市场上一般都具有格外高的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都是因为缺少文化价值力而成倍得低廉。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少,又价格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多,又价格低。在这一出一进的交换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总是过多地付出,而发达国家总是付出得少,收获得多。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地走出这一发展过程,只能继续在国际贸易交换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本。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象并不清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历史、制度、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清楚。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盲目地迷信发达国家,自损自己国家的精神文化甚至历史传统,作践自己的祖宗,挖掘自己的祖坟,贬损自己的尊严,使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上完全丧失了自我,在心理上自愿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价格和国际贸易的收益。 更有甚者,发达国家甚至不用通过实物贸易就可以大量赚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只用一个国家信用,就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大笔的借贷。中国将1万多亿美元投入美国国债,就是美国通过国家信用赚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典型。中国在这些年里,不仅在实物经济领域大量廉价地出口着本国资源,在信用领域,资金领域,也在向西方国家输出着大笔的金融资源。中国这种货物贸易和金融贸易的双输出,数量确实惊人!并且历史罕见。真应验了慈禧太后那句话:“倾举国之力以博洋人之欢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能不觉醒吗?那些多年来一直诋毁本国文化、本国传统、本国历史和本国尊严的学者们,你们可曾想到经济上的后果?的确,一个失去自信和自尊的国家,是永远难以富强的。一个把希望建立外人之上的国家,是永远没有出息的。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国家、制度、主权、尊严的重要性。这些年里,输得最惨的就是前苏联。由于信仰和信心上的崩溃,整个大国解体了。这种损失岂是用经济和金钱可以衡量的! 所以,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仅是盯着GDP的发展,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如果不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信仰体系,这种国家永远只能是三流或二流的国家。 四、我国的人均GDP水平 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刚果、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 有数据表明1949年以后,我国GDP实质增长率的平均值位于各国前列,但是我国的人均GDP并无多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46美元,与世界平均值的5197美元相差甚远。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等,即使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低于中国,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大高 于中国。而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期在国际中的位置与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在经过了50年发展以后,也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例如,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230美元,1993年517美元,2000年946美元,2006年实现了翻三翻,达到2015美元。28年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8倍。 然而1992年到2003年,俄罗斯人均GDP分别为576与2975美元,增长了5.2倍,阿塞拜疆分别为164与880美元,约增长了5.4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169与2064美元,增长12倍,土库曼斯坦分别是264与2347美元,增长9.5倍。以上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大幅度超出经过2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8.8倍这一事实。 按照这种统计,2005年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认为, 2002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如果以综合年代差来表示,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则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与德国等7个国家约为80年,与日本等6个国家约为50年,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约为30年。 中国如果不摆脱过度外部依赖的思维方式,不摆脱当今国际货币体制强加在身上的阴影,中国的发展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说明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对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中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弱国的特色。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五、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 与我国GDP规模较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巨大的实物经济产出。我国目前GDP约占世界的5%,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实物产出分别占世界25%至40%。我国有着庞大的实物经济,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约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单纯追求GDP和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重重,多年发展下来,只是一个廉价的打工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发展模式再也维系不下去了。中国的发展如果继续建立在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金融货币体制上,那么再高的速度,也是为他人在做嫁衣裳。中国今天要利用这次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波和经济危机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方法,在今后走出一条切实发展自己而不是发展别人的道路。 另外,中国在30年的改革中已经为体制的变革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中国必须尽量少得为制度和体制付代价,不能总是左右摇摆,必须尽快走出一条新路,振兴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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