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完整及覆盖面广泛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化解劳资冲突，促进劳资和谐与社会稳定，减少社会冲突的成本，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由于各国社会保障体制存在较大差异，有不少学者将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加以分类，例如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就根据“非商品化”和“阶层化”二个标准，将福利国家体制分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the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保守主义体制(the corporatist regime)与自由主义体制(the liberal regime)三种类型，并以瑞典、德国与美国作为三种类型的代表。[i]而有些学者则对东亚国家福利制度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是否存在第四种福利体制。[ii]这些研究都希望通过对福利体制的分类与分析，探讨这些社会保障体制的特性、运作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的关系，对于社会保障往往有更高的要求，但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其社会保障往往具有其局限性。以原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前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并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广大劳动者不作任何缴纳而普遍享受社会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模式分类而言，它属于以现收现付作为其财务机制的受益基准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与该体制下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高度国家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相适应的。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领导层和理论界长期信守国家是全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和体现，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理应由国家安排和保障，致使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能够顺应科技革命的潮流得以调整，反而随着经济的停滞和人口的老化长期保持僵化不变的状态。前苏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是非常明显的，具体表现在：老残恤金制度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代际转移支付损害缴费者的积极性；社会保障系统营运费用高，浪费严重；企业的不同社会保障负担导致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苏联解体后，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开始实施西方顾问指导下形成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保证改革进程中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就逐渐提上议程。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新右派意识形态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流政策。受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俄罗斯建构的新社会保障体制也就具有相当程度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不过，俄罗斯毕竟是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建构新的社会保障体制时，虽然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仍然无法完全抛弃原有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因此它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具有原有体制的浓厚特色。
本文试图透过对俄罗斯退休养老体制改革的分析，探讨当转轨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相遇时，会发展出一套什么样性质的退休养老保障体制。
二、退休养老制度的模式
基于各国退休养老制度安排与设计的差异，因此在分析俄罗斯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时，首先应对退休养老制度的不同模式加以分类。[iii]在对各种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之后，进而方可深入探讨制度改革的方向与影响。
依据筹资方式的差别，可以将退休养老制度分为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与积累制(Funded Scheme)两大类型。其中前者属于代际间的给付，其优点是实施初期财务负担较轻，但由于没有准备积累，随着之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职劳动者与退休待供养老人的比例将逐渐缩小，缴费费率将不断提高，容易导致严重的财政问题；后者分为完全积累制与部份积累制。其中完全积累制是“先提存后使用”，即由这一代的人在参加工作时就开始逐年进行退休金积累准备，这种方式不易发生资金不足问题，且因其往往采取由个人与企业共同缴费拨入个人帐户的方式，因此将可减轻国家的负担。但这种方式不具有社会互助与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并且存在庞大的基金积累如何保值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部份积累制是希望能兼收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的优点，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将社会保险基金中一部份实施现收现付，应付当前支出需要，另外一部份进行积累，应付未来不断增加的开支需求，以减轻老龄化社会下一代人的负担。
如果从给付数量确定方式的角度来区分，可以分为确定缴费制(Defined Contribution)与确定给付制(Defined Benefit)两种制度类型，确定给付制与确定缴费制常常被认为与现收现付制及积累制这两种制度有着密切相关性，但在概念上我们应将两者加以区分。确定缴费制是一种受益人在退休后的年金收入与他工作期间所缴纳的资金数量相关的制度，其年金收入视其在工作期间所缴纳的保险金数额以及基金积累的增值总量而定。确定给付制则是年金计划受益人的退休年金收入并不直接与其工作期间缴纳的资金数量挂钩，而是按照特定的公式来计算年金收入。
依据退休养老金的管理方式，可以分为公共(政府)管理与私营管理两种方式。退休金制度会产生基金积累，特别是积累式的退休金制度会形成大量的基金积累。如何有效运用及管理退休基金是很重要的问题。目前一种主流的论述认为，私营管理模式的积累基金会比较有绩效。不过，私营管理退休基金的绩效优良并不一定意指民众退休养老所获得的给付也会必然随之增高，因为私营管理的个人帐户制必须负担给基金管理公司相关的管理成本，在扣除高额的手续费与管理费后，实施私营管理个人帐户制的国民退休金所得往往比绩效良好的公共管理式的退休金制来得差。[iv]而一些左翼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退休养老基金原本是劳动者为了解决晚年养老生活所作的未雨绸缪的安排，但一旦这些基金交由私营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后，将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与物价的上涨，也就会导致退休人员生活费用升高，无法安养晚年，而这一切却是由于私营基金管理公司炒作所造成的，基金公司的大多数基金却来自于劳动大众。[v]
退休金制度还可以依参与方式分为强制参加与自愿参加两种制度，基本上退休养老制度关系所有劳动者晚年生活的安养照顾，因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基础年金层次的养老制度上往往都是采取强制参加的方式，只有针对补充性年金计划才允许自愿参加。
自从1994年世界银行在其出版的讨论退休金制度改革的报告中大力提倡“多元支柱” (multi-pillar)的制度设计后，[vi]三层式的多元支柱退休保障制度成为研究退休金制度改革的主流主张，越来越多的国家也都开始推行三层式的退休养老制度改革。采取“多元支柱”的保障制度，就意味着一国的退休保障体制可能会包含不同的退休保障制度模式。当然，在多元支柱的退休保障体制中，必然会存在比例的问题，即多元支柱中每一个支柱的给付占老年退休养老金的比重各为多少。如果具有所得重分配功能的第一支柱给付比重较高，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将会得到较好的保障。比例的问题还可以从缴费这一个层面来思考，即退休养老金的负担中资方与劳方分担的比例是多少。[vii]
三、影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因素
考虑到制度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中，[viii]因而会受制度所存在的环境诸因素影响，因此退休金制度的形成与改革都会面临到路径依赖的问题。影响退休金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因素，大致可以从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国家角色，意识形态，改革成本以及国际机构的影响等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经过30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层原因。对此，马克思描述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ix]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如1861-1890年间，瑞典工业年均增长率为2.7%，1891-1915年为6.1%。1870-1914年工业总产值从3.2亿瑞典克郎增长到22亿瑞典克郎，国民收入从8亿瑞典克郎增长到33亿瑞典克郎。[x]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大规模出现。还是以瑞典为例，1850年瑞典人口为350万人，1890年增加到478万人。在农村，大量的人口在土地关系变革中失去土地，成为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造成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工业劳动者队伍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工业化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打破，贫困、养老、童工、住房、卫生、就业和工作环境等问题纷纷出现。这是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础。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随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负担过重，并且高福利、高税收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三方缴费原则，国家承担社会保障费的绝大部分，但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障费贯彻幅度为大幅度上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xi]同时，高税收也会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积极性，加上原有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使之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根本性原因。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决定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改变的重要因素。以最早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欧为例，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工人阶级力量逐步扩大，社会革命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这样的变化也引起许多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如穆勒(John Mill)等人的忧虑与不满。于是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Iiberalism)出现，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提供人民一些基本的福利与保障，使所有的国民都能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与发展。这种强调机会平等的主张暂时并没有得到实践的可能性。但随着俄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运作构成很大的挑战，如果继续放任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残酷剥削，将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被推翻的危机，因此当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出现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改弦更张，推出一连串社会保障措施，到了“二战”末期，英国政府委托贝佛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主持研究战后社会福利体制的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一套迥异于过去观念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战后的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取得执政的机会，因此得以让现代自由主义的主张首次得到实现的机会，福利国家于是出现。社会保障的内容不断扩充，劳动者“从摇篮到坟墓”都得到较大的保障。在退休养老制度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现收现付制的退休金制度，使劳动者能够安养晚年。不过，在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与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者与退休养老者的比例出现变化，现收现付制出现财政上的困难，因此引起一些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忧虑，他们宣称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很难再顺利运作下去，退休金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国家角色也是影响退休金制度变革的因素。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扮演协助资本积累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来源于所谓公正选举，通过选举获胜以取得统治权力，因此为了确保选举的胜利，这些国家的各政党就滥开选举支票，以讨好选民，于是出现福利的日益膨胀[xii]，长此以往，势必会对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造成压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大幅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某些矛盾，终于在1970年代出现奥康诺(James O‘Connor)所谓的“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xiii]同时，战后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长期繁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也开始失灵。[xiv]这些现象都限制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退休养老问题的能力，因此退休养老制度的改革就浮上台面，成为重大的政策议题。
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于退休金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显然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有着密切关系。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维持充分就业与福利国家体制。但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失灵，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出现，并且一直在整个70年代持续不退，这样的背景使得新自由主义有机会取代凯恩斯主义。1979年与1980年撒切尔夫人分别先后在英美选举中获得胜利，这两位保守派领袖在英国及美国开始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于是二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崇尚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和一个自由的市场，主张国家角色的淡出，强调市场机制与私人管理的效率，解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他们从强化市场自由、弱化政府职能入手，否定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要求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降低福利标准缩小福利保障范围，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同时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放松管制，加快私有化，促进经济发展。基于这样的立场，新自由主义在退休养老制度上反对由国家主导的现收现付制，力主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私营管理式的个人帐户制。其主要内容是：“(1)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将被强制性的个人退休帐户制所取代；(2)养老金计划的筹资模式将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式；(3)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将从政府部门转到私人机构；(4)养老金计划将从确定津贴型转向确定缴费型，养老金的数额将完全取决于人们的缴费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xv]
不过，绝大多数的退休金改革都是属于体制内的改革，即在原有的退休金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如缩小退休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延长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龄、建立多元支柱的退休养老制度、调整多元支柱中各支柱给付的比重等。只有少数国家的改革是属于激进的结构性改革，其中在1981年由智利右派军政府所推动的退休金改革可以说是退休金制度的首次结构性改革。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新右派学者主导下，智利退休金制度由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改为私营管理的强制性个人帐户制，并且宣称改制后智利退休金制度变得既有绩效又减轻了政府与资方的负担，更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xvi]智利的经验使个人帐户制及私营管理基金成为退休养老制度改革的主流观点。不过，新右派的主流观点随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退休金制度出现新的危机[xvii]以及学界的批判，[xviii]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本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并且，成本是约束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因其涉及全体国民的利益，改革过程必然会遭遇到许多反对声音与不同意见。为了确保改革能够顺利进展，首要的是尽可能不损害原有体制内受益群体的权益，除非原有的制度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才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否则，多会只进行体制内的改变。例如英国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但保守党执政期间并没有将英国的退休养老制度作彻底地改变，只是缩减国民基础年金的给付水平，扩大企业补充性年金的规模；同时鼓励企业与员工可以自行订立私人的退休金计划，取代原有的第二层年金。[xix]另外，改革前的旧有制度往往存在庞大的历史债务，转制的成本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也是影响改制成功的因素。智利原采取现收现付制，改制后变成完全由职工个人缴费的个人帐户制，雇主虽然无须缴费，但却要求应一次提高职工工资的18%，职工用这笔增加的工资来支付个人帐户制的退休金缴费(工资的10%)及其它的伤残、遗属保险和支付给管理公司的管理费(工资的3%)。同时，实行老人老办法（转制时已退休职工仍继续采旧制），新人新办法（转轨后选择新制的在职劳工，政府以发行债券的方式保证其旧有年资由国家负责兑现），进一步减少了社会阻力。正因为转轨的成本由国家与雇主负责，职工无须承担，才使智利的改制未遭到严重的反对，能够顺利转轨。智利退休金改制的经验恰好可以提供一个反证，证明退休金制度如果要完全摆脱国家角色走向私有化是不可行的。[xx]
在全球化形势下，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机构对各国政府社会政策的影响已到达举足轻重的地步。相对地，传统上对于各国社会政策影响最大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影响力则大大下降。[xxi]
四、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先后颁布了《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件》、《残恤金条例》、《退休金条例》等社会保障条例。1956年苏联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国家退休法》，该法概括了过去实行的960 多项优抚法令，对退休条件、退休金的数额都作了明确规定，是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措施的一个重要步骤。1965年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和补助费法》，将享受退休金的范围扩大到集体农庄庄员。1973年和1974年苏联政府分别提高了残疾人和丧失赡养者家庭的优抚金及残废军人和阵亡者亲属、子女优抚金。1987年颁布的《进一步改善集体农庄庄员老残抚恤金待遇法》使农庄庄员与全民职工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别更为缩小。经过多年的修改、补充，苏联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内容包括：养老退休、医疗保健、妇女儿童补贴、残疾人和贫困户救济等，居民享受着广泛的社会福利，如免费教育和进修，免费医疗，免费疗养和休假等，还有住房、食品、供暖等福利补贴。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人均获得的社会消费基金支付和优惠相当于3个月的工资。
这种由国家包揽一切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尽管这套制度在维持社会稳定、满足劳动人民基本需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及人口的老龄化和退休人员数量的增多，国家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原有社会保障体制已难以维持正常运转。1987年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颁布《关于实行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附加退休金自愿保险的决议》，规定采取个人和国家共同集资的办法设立保险基金，保险基金一半来自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一半来自国家预算，在职人员自愿投保，按月缴纳保险费，退休后每月可领取10、20、30、40、50卢布不等的附加退休金。同时，对一些诊所实行经济核算制，并考虑由各单位自己支付本单位职工的部分医疗费用和设立部分由个人出资的健康基金。这些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国家日趋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是苏联试图改革已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尝试，但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一切都依附于国家和企业，要打破由国家统揽一切的社会保障机制并非易事。这种改革尝试未能取得实际效果。苏联解体后，伴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和预算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社会福利制度已不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俄罗斯不得不对旧体制进行大的改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俄在经济转轨后仍长期采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现收现付制的实质是代际转移支付，有其自身的明显优势，如收支关系明确、资金无贬值风险、资金的保值增值压力小以及社会互济功能强等。但它对经济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如合理的人口结构和稳定的经济状况等。否则这种代际转移支付很容易割断养老金缴费与支付之间的联系，以致很容易弱化企业的缴费动机，不利于资金的筹集。另外，在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数量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使得在职职工压力加剧，而此时若没有专门积累的储备资金就很容易出现支付危机。
苏联解体后，俄经济陷入长期危机之中，使现收现付制无法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险并发挥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至2001年，俄罗斯必须靠最低养老金来维持生计的有四百多万人。但尽管如此，那些能勉强按时收到这笔少得可怜的养老金的人却被认为是幸运者，因为养老金拖欠以及邮政和银行系统的问题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连续几个月都无法从政府领到他们应得的补助。社会保障体系的失灵是俄罗斯进行艰难的经济转轨所产生的最明显也最不幸的结果。[xxii]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以及制度设置自身存在的冲突（如新旧制度同时运行）和来自外部的意见和压力，也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政策抉择。[xxiii] 而日益严重的人口及老龄化危机则是迫使俄罗斯政府改革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持续的低出生率使得俄人口形成一个突出的“倒金字塔”型结构，社会劳动力储备日益减少。1993-2005年，俄人口总量连续13年持续下降，境内常住人口从1992年的1.48326亿下降到2005年年初的1.43474亿，减少485.2万人，下降3.27%。目前，俄人口的自然增长轨迹依然处于下降通道之中。[xxiv]俄罗斯的“老年抚养比总体上高达34%-36%。同期世界上老龄化趋势比较严重的国家其老年抚养比分别为：日本17.2%-24.2%，英国24.1%-24.3%，德国21.7%-23.7%，法国21.3%-24.8%。从国际比较来看，俄的老年抚养比处于极高的水平，这表明俄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严重。”[xxv]如何制定一个与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和老龄化危机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俄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俄罗斯退休养老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以1990、1991年先后通过的《国家养老金法案》和《退休养老基金法》为标志，俄罗斯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二个法案确立了国家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俄将从完全由国家拨款的退休金分配制度逐步过渡到同市场经济原则相适应的，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养老金分配制度。
上述法案的主要精神是：（1）养老保险同国家预算脱钩，通过俄联邦预算外自治养老基金( PFR) 进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基金的日常开支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2）提高了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并实行养老金指数化。养老金给付额根据参保年限和工资水平确定，每3个月根据物价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实行养老金指数化，以减小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3）养老金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分担，雇主按工资总额的31.6％缴纳费用，农场主按工资总额的20.6％缴纳，工人和公司职员按本人工资收入的5％缴纳，其他人员按工资收入的1％缴纳。养老金给付水平由法律规定，政府、劳资双方以及养老基金之间的任何协议都不得改变法律规定。（4）对养老金的计算方式进行改革，延长养老金收入基数的期限。规定按照最后15个工作年的前5个月的平均收入计算养老金，新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按平均收入或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一定百分比发放，所有退休人员数额都相等，另一部分是浮动的，与领取者的工龄和收入水平挂钩。
然而，这种改革方案只是把国家包揽式的现收现付制变为多方共同负担的现收现付制，其基本形式仍然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增多，国家养老基金的缺口变得越来越大。企业除了要缴纳养老基金外，还要按照职工工资的10.5% 来负担职工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许多不堪重负的企业为了少缴费，纷纷隐瞒职工收入。再加上企业缴费情况与本单位职工领取养老金不挂钩，时常会造成拖欠缴费，从而造成这一阶段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
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第二阶段从1995年开始，其核心是建立“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俄政府同意采纳世界银行的“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思路，并着手制定新版本的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俄公布了调整后的“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思路，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仅提供给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特困人群，其资金由政府财政提供；第二支柱：强制养老保险。它是养老保险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为所有退休人员建立个人账户，提供养老保险，其资金来源于受保者的缴费以及基金的收益；第三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它是私人管理的退休计划，所有人员都可以自愿参加。在“三支柱”体系中，第一支柱其实是政府对社会困难群体的救助措施；第二支柱包括现收现付制部分和基金制部分。其中前者采用名义规定缴费( NDC)账户形式，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和企业缴费，后者则采用规定缴费(DC)账户形式，资金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缴费。基金制部分的缴费比例将逐渐上升，最后与现收现付制部分持平。参保人员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可按月领取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 包括DC和NDC) 及其投资收益，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第三支柱则采用基金制的运营方式，可以使职工在得到基本生活保险之外，还可根据个人意愿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以便灵活调整退休后的生活。为了进一步鼓励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俄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减免税收的措施，并且还允许私人基金进入养老保险行业，以解决原先公有养老储蓄基金运作效率和收益低下的问题。
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
2000年普京总统上任后，俄政府开始启动一系列改革，其中首先进行的就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税制改革。这是俄罗斯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2001年年底，俄开始落实“三支柱”养老保险新制度。政府连续出台了4个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联邦法案，分别是《俄罗斯联邦国家养老保险法》（第166号）、《俄罗斯联邦强制养老保险法》（第167号）、《俄罗斯联邦劳动保险法》（第173号）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及关于税收和保险缴纳金规定的增补与修正》（第198号）。这次推行的“三支柱”制度对1997年的构想进行了较大的改进与完善，如放弃采用建立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的名义规定缴费，养老保险则由缴费形式变为按统一社会税的形式缴纳等。统一社会税把原来的3种国家预算外基金，即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保险费合并到一起。目前，统一社会税按工资总额的35.6%征收，其中28%用于养老基金，4%用于社会保险基金，3.6%用于强制医疗保险基金。其中，用于养老基金部分的50%要作为养老金基础部分的保险费交入联邦财政部门，并通过联邦财政预算的方式予以发放，另外一半作为养老金保险和积累部分的保险费。[xxvi]这些都标志着俄对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
普京总统上台执政以来，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并从国家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社会的养老问题。在2000-2002年的3年间，俄罗斯政府将多年积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同时大幅提高养老金水平。根据俄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在2006年7月31日签署的法令，从2006年8月1日起俄养老金中的保险部分提高6.2%。法令规定，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养老金中保险部分的指数每半年(6个月1次)至少增长6%。这样，养老金的联邦法律标准得到了执行。从2006年4月1日起国家将养老金中的基本部分和保险部分分别相应提高了8.5%和6.3%。俄81%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增长了201卢布，达到近3000卢布。[xxvii]从2002年到2006年，俄罗斯的养老金名义上涨了2.4倍，实际上涨了1.4倍。我们正计划再增加养老金金额。[xxviii]普京总统在解决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上的贡献，被认为是其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
结论
前苏联的退休养老制度本来就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被取代和苏联崩溃以后，俄罗斯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更使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显得格格不入。从199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建立起一套新的退休养老制度，新的退休养老制度从国家化保障走向社会化的保障制度，社会化保障层次也由单一层次发展为多元层次，这些变革与当今世界潮流相符。
另一方面，这套退休养老制度还具有浓厚的“俄罗斯特色”。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在讨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变化时，曾指出这些福利国家受到背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都出现福利缩减的趋势。[xxix]俄罗斯在进行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时，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横行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的退休养老制度一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使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国家在退休养老制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退却，但毕竟它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的许多印痕。
从整个制度的设计上看，俄罗斯的三支柱退休养老制度基本上与俄罗斯的国情相符合，基础部分的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期退休者的利益，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保险部分与积累部分的养老金体现了效率原则，使劳动者的养老金待遇和工作期的缴费相联系，有利于劳动者工作和缴费积极性的提高，从客观上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首先表现在缴费的覆盖面会进一步扩大，这主要是指实际覆盖面与名义覆盖面相一致的问题。经济转轨带来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大量的劳动者从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缴费监控不力，引起了大量偷逃缴费现象的发生。因此俄罗斯政府今后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提高养老金缴费的实际覆盖面。其次，俄罗斯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年龄会进一步提高。由于男性的平均寿命较短，提高男性退休年龄的可能性不大，而女性的平均寿命较长，因此女性最有可能提高退休年龄。第三，目前确定的养老金的缴费率将会长期不变，因而养老金给付水平也将保持在一个比最低生活费高出不多的低水平上。俄罗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缴费率将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长期不变。最后，俄罗斯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从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财力以及政府的目标上看，有限的资金将更多地投入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领域，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对养老保险做出更大的转移支付。
俄罗斯的退休养老制度目前还处于改革过程中。目前的保障制度未来究竟是朝比较具有平等意义的现收现付制为主体的社会统筹方向发展，还是向比较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具有互助与平等意义的完全积累式的个人帐户制演变，还须视俄罗斯国内外各项因素的交互影响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