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细致地看完宏观经济学后，发现曼昆实在是了不起，他那菜单成本和鞋底理论真的是太经典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他已经做到极致。我认为有三点：第一，他给世界上最好的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讲课；第二，他编写了世界上都在使用的基础教材——《经济学原理》；第三：他在宏观经济学享有成就，自己一个人能带领一个学派（新凯恩斯学派）独占宏观经济学主流，而且在宏观经济学上有自己的原创东西。这三点足可以证明Mankiw是世界上伟大的经济学家。
十分喜欢 Mankiw的文字，太舒缓了，最近看了几遍关于他的学习经历的文章，拿给大家分享。
原文：N. Gregory Mankiw, My Rules of Thumb, The American Economist
译者：sen@豆瓣网转载自：http://sunnyfisher.blog.sohu.com/
说明：很喜欢这篇文章，就译了出来，希望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几乎所有的人命、书名、术语和机构名称，以及一些细节，都采用了骆楠的译法。翻译本文纯属个人行为，请勿将译文作商业用途。
编辑给我布置的题目是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提起笔来，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人在公众面前自省时，很容易变得虚荣，而公开自己的虚荣心毕竟不是好事。我并不太清楚别人为什么要关心我的性情——可能除了与我为伍的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别无选择。
不过我个人很喜欢读别的经济学家写的这类文章。它们能在某些方面启发我，最起码能满足我内心深处的偷窥欲。所以我想，写一篇短文讲讲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无妨，至少还有娱人之用。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我在工作中遵循的六条原则，都是经验之谈。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用意，主要在于描述自己的行为。并不是说我的工作方法一定对他人有重大价值，但或许有所裨益。如果有人发现这些经验确实有用，确实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活，那就再好不过了。 经验之一：跟从良师 我的教研技能学自四位卓越的经济学家。这点可能是由于我自身良好的职业规划，更有可能只是运气不错。 1977年的春天，我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新生，哈维8226;罗森（Harvey Rosen）教我们微观经济学原理。在我的印象中，哈维是非常优秀的老师，讲课浅显易懂，内容又极其丰富。每堂课上他都会抛出大量新颖、深刻的见解，甚至让我感到应该学一辈子。不过当然了，我没有真这么做。微观经济学原理是我修过的所有课程中最为精彩的一门，后来的经济学课都显示出收益递减的性质。 大一暑假里，哈维雇我做他的研究助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何要雇我。当时我只修过两门基础课，对经济学知之甚少，倒是懂一点电脑编程（我的研究助理对此感到惊讶，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人力资本早就过时了）。不管原因如何，总之哈维雇了我。事实证明这段经历是无价的。那个时候我几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跟哈维现学。在我看来，能在一整个夏天受教于最优秀的老师和学者，实在是无可比拟的学习经历。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再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学到如此之多的知识。 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宏观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念四年级时，我选修了艾伦8226;布林德（Alan Blinder）为研究生开设的宏观经济学。他也是一位极优秀的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写学位论文。我试图在论文中解释实际工资的周期性变动，这个问题至少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就一直困惑着宏观经济学家。后来艾伦选出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与我合著了一篇论文，并发表在《货币经济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更重要的是，我在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逐渐确信，要理解商业周期，商品市场的不完善至少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同等重要。在这一信念的引领下，我最终选择从事如今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1980年秋，我被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录取。当时拉里8226;萨默斯(Larry Summers)还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积极热情、广博的学识，还有敏捷的思维，都深深吸引了我。那一年在学校里，我们相谈甚欢，第二年夏天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时也是如此。1982年9月，马丁8226;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让拉里到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工作，拉里把我也带上了。彼时拉里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尚未成名；我能在那段时间里与他亲密合作，实属幸运。 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以后，我又在斯坦利8226;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他也指导我们班的其他许多同学。斯坦利在教学的方方面面都堪称典范。授课时，不论主题多么繁复，他总能给出清晰、公正的讲解。提建议时，他总是鼓励学生以最严格的标准做最感兴趣的领域，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遗憾的是，我的那篇论文纯为了学位而写，和这些年来的许多论文一样，只是把一些关系不大的文章拼凑在了一起。论文的题目也极端乏味：论消费。 回忆这四位恩师——罗森、布林德、萨默斯和费希尔，我发现自己在这些年里养成的许多习惯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勤奋写作、偏向于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再有就是认真对待教学的态度。 我的这四位导师都乐于在学术界之外找到更多的听众。他们都曾在研究之余前往华盛顿担任政策性职务。他们中有三位编写过教科书，其中两位还写了不止一本。 跟从良师的好处显而易见。正如父母能决定你的个人前途，导师将决定你的学术前途。导师同父母一样赋予你价值。他们以行动而不是言语，间接教会你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他们与父母的主要区别只在于，父母是命中注定的，导师却是可以选择的。（感：不记得是那位著名经济学说过，获诺贝尔奖的秘诀就是：跟随诺奖获得者们学习研究，这话一点不假，但不要过于功利，你跟随是因为你喜欢，你要做最好的研究，而不是要纯粹为了获奖。其次，也不要把选择的机会仅仅是放在读硕攻博上，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选择的）
经验之二：与人合作 我很幸运能与众多极有天赋的人合写论文。按大致的时间顺序来讲，我的合作者包括艾伦8226;布林德、布赖恩8226;布利耶、拉里8226;萨默斯、胡利奥8226;罗滕贝格、马修8226;夏皮罗、戴维8226;朗克尔、埃弗里8226;卡茨、鲍勃8226;巴尔斯基、史蒂夫8226;泽尔德斯、杰夫8226;迈伦、迈克8226;惠斯顿、约翰8226;坎贝尔、安迪8226;埃布尔、理查德8226;泽克豪泽、戴维8226;罗默、拉里8226;鲍尔、迈尔斯8226;金博尔、戴维8226;韦尔、奥利维尔8226;布兰查德、苏桑托8226;巴苏、罗伯特8226;巴罗、泽维尔8226;萨拉-i-马丁、鲍勃8226;霍尔、尼科8226;坎纳和道格8226;埃尔门多夫。这些合作者中，有的是我的导师，有的是我的同辈（大多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还有一些是我在哈佛的学生。这些年里，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与他们一起完成的。 为什么这些合作者对我如此重要呢？亚当8226;斯密那个大头针厂的著名故事道出了其中一个原因。斯密发现，大头针厂之所以产量高，是因为实行了专业分工。与此类似，研究工作也是某种形式的生产。做研究需要多种技能：确定问题、建立模型、给出定理、收集数据、得出结论。少有经济学家能同时胜任所有领域，因此多位作者一起合作，往往比各自为政来得轻松。生产知识与生产大头针一样，也能依靠专业化提高生产率。（奇怪的是，亚当8226;斯密并没有像自己分析的那样，与别人合著《国富论》。） 与人合作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在工作中不必过于孤独。研究与写作都是寂寞的工作，很可能需要人长时间对着纸笔或电脑，无法与他人交流。有的人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但我并不喜欢。与合作者进行讨论，能为工作平添几分乐趣。 与人合作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优秀的合作者能够帮助你不断进步。最为成功的合作能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合作者能帮助你拓宽知识面，提高技能，也能暴露出你的偏见。即使在合作结束之后，这些宝贵的经验还能带到往后的研究中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合作者都在许多方面成为了我的老师。 （感：同高手下棋，棋艺才会越来越高。贤才之积聚，同样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绝对属于外部规模经济，亦即溢出效应）经验之三：广泛涉猎
我的一生因兴趣广泛而受益。（或者也可以说，因不够专注而受苦。）我在童年时代有诸多爱好，收集过硬币、邮票、贝壳、岩石、大理石、棒球卡和竞选徽章，养过海龟、蛇、老鼠、鱼、蝾螈、变色龙、鸭子，还有考克斯班尼猎犬。高中时我下过棋、击过剑、航过海。不过这些爱好早已不了了之（但我还养了只名叫凯恩斯的博德犬）。 大学时代，我每个学期都会换好几次主修方向，一般是在物理、哲学、统计学、数学和经济学之间跳来跳去。大学毕业后，我的道路更是曲折多变。从前往后数，我在国会预算局渡过了一个夏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学了一年，在哈佛法学院学了一年，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干了一个夏天，之后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了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了第二年并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哈佛法学院学了一学期，接着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一学期讲师，教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1985年，我终止了法律学习，做了哈佛经济系的助理教授，第一年里教经济学原理和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
如今我已在哈佛工作了十余年，算是个奇迹。哈佛是工作的好地方，但我时不时会产生离开的冲动，总想做点别的什么事。我之所以留在这里，一大原因是哈佛跟国民经济研究局离得很近。每年国民经济研究局都会就各种主题召开许多会议，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前来参加。我在研究局里有一个办公室，感觉跟每过几天就换一所大学差不多。 广泛的兴趣（分散的注意力）也能解释我研究主题的多样化（不连贯）。我的研究涉及过经济学的方方面面。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我发表的论文涵盖了价格调整、消费者行为、资产定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等题目。我甚至还跳出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研究过不完全计划生育下的人口出生率、对附加津贴的税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进入、住房需求的人口统计决定因素等。这些研究都是兴趣所致，并未受任何宏大计划的统领。 提出新的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困难、最不受控制的一环。不过广泛的兴趣多少能降低这一步的难度。显然，广泛的兴趣能带来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就好比矿工要找到金矿，最好是进行大范围挖掘，而不是流连在一小块地方上。此外，对某个题目的思考也能激发对其他题目的灵感。这一点尤其重要。譬如说，我就是在法学院参加垄断定价与反托拉斯政策的研讨班时，开始思考菜单成本和宏观价格调整问题的。你往往能在不经意间收获新的研究想法。 当然，广度也是有代价的，比如我在写开题报告时就颇伤脑筋。我总是想这么写：“我打算在未来几年中研究我感兴趣的任意课题，请出钱支持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研究经费的人都希望我至少凑出一份长期研究计划。 广度最大的代价在于缺乏深度。我的研究领域实在太多了，每个领域都无法做得像专注研究时那样深入。有时候我为此感到些恐慌。谨慎选择合作者能减轻这一问题，但也无法彻底解决它。我敢说，不论我研究的是哪个主题，总有人花过比我多得多的时间思考它。所谓倾一生之力以博一技之长，此话不无道理。 但我不会这样做。天性如此。
（感：所有的学科，再往上走，都是哲学。所以，涉猎广泛的好处在于，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以至于在某一方面碰上问题时候，可能从另一条路来加以解决。）
经验之四：分配时间
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的。过去我会应邀参加每个学校举办的研讨会，评议会议组织者送来的每一篇论文，审阅杂志编辑给我的每一篇论文，写系主任要求的每一封推荐信，参加院长指定的每一个委员会。 凡事都需适可而止。慢慢地，这类请求越来越多。在我到哈佛任教的几年之内，一味答应的成本已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开始意识到，过多的职责会让人变得不负责任，因为它们会占用本应花在要事上的时间——教学和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会拒绝研讨会组织者、会议组织者、杂志编辑、系主任和院长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要求。 我在分配时间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决定从事哪些研究项目。我几乎无法在任何一个项目结束之前预料到它的成败。即便是在完成论文之后，我也无法精确料到他人（譬如编辑和审稿人）的反应。因此，我的策略就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同时也适当考虑一下能否找到和我一样热情的优秀合作者。有时候，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却发现自己对题目的理解乏善可陈，那么我就会强迫自己忘掉沉没成本，转向另外的课题。 我还花了不少时间编写教科书。我写过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现已出到第二版。目前我正在写一本经济学原理的教材。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么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吧。 编写教材也是教学的一种方式，因此具有教学的各种利弊。主要的弊端是得占用时间，而时间是学者最重要的资源。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写教材与授课一样，都值得投入时间。好处之一当然是可以挣钱。毕竟世界上没几个人能仅靠创造知识营生。大多数学者也会花时间传授知识，授课是其中一种方式，写教材则是另一种方式。迄今为止，我能靠向学生传授知识挣到足够的钱，因此不必为了混口饭吃去做有偿顾问之类的事。 显而易见，授课和写书最直接的好处在于，你能借此塑造学生的思维。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不像牛顿力学和欧几里得几何那样简单明了。教授经济学时，你有很大的余地选择讲什么和怎么讲。你的选择将反应你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帮助学生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课堂里的老师和教科书的作者都负有这样的责任，只不过后者的受众更广。对希望将自己的理念传给下一代的经济学家而言，教科书是最为有效的工具。正是因为教科书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之大，许多频频在学术刊物上发文的作者也加入了编写教材的行列，比如萨缪尔森、鲍莫尔、布林德、斯蒂格利茨、巴罗、多恩布施、费希尔，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好处是，授课和写书能够激发研究灵感。每当你不得不向别人解释某个问题时，你都必须比平时思考得更全面、更彻底。口头解释和笔下解释皆是如此。备课和起草教材章节，都能暴露出你理解上的不足。当你试图弥补这些不足时，也许就能获得研究灵感。简而言之，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这两种生产活动相辅相成，这也是它们能在大学这一“企业”中并存的原因。 最后，编写教材还能提高写作技巧。这是我下一个要谈的问题。（感：学会拒绝，学会经营自己，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做自己的主人！才有可能主导自己，有所作为）
经验之五：锤炼文笔
窃以为我的写作还算过得去。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就会写，而是决心与努力的结果。这点成就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我总是安慰自己说，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经济学家往往会低估文笔的作用。我想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喜欢把自己看成科学家。写文章就是为了表达科学真理，下笔时是仅做到通顺还是力求优美，并无伤大雅。既然如此，何必在意文笔呢？自然没有人会真的认可糟糕的写法，但整个学术界却在下意识地如此对待写作。正是这种态度，让经济学变得更加沉闷。 抛开同行们对写作的不良态度，优美的文笔对获得成功实在至为有益。众所周知，罗伯特8226;索罗和罗伯特8226;卢卡斯都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优美的文笔让他们更为声名显赫。 每当你坐下来写点经济学的文章时，都是在从事某种联合生产。每篇文章都有两种关键特征：形式与内容。对于文章的生产者而言，形式与内容是替代品。花越多时间剔掉被动语态，花越多时间把“which”改成“that”，能用在经济学问题上的工夫就越少。但你若想成为成功的生产者，就必须考虑一下消费者。对于文章的消费者而言，形式与内容是互补品。每当我看到索罗和卢卡斯的文章时，就有读下去的欲望，这不光是为了获得乐趣。形式与内容俱佳的文章，远比仅擅长一方面的文章有吸引力。要想成功兜售内容，你就必须注重形式。换句话说，要想拥有更多的读者，你就必须锤炼文笔。 写作与做木工一样，都是种手艺。有的人天生就有优势，但任何人只要肯花时间和精力，就一定能取得进步。 提高写作技巧的第一步是下定决心。之后的事情就跟学习别的技能一样了。通过阅读RATS指南，你能学会如何做回归；通过阅读文体方面的书籍，你也能学会如何写得更好。我经常向学生推荐斯图伦克和怀特的《文体入门》（The Elements of Style, Strunk and White），很多人居然从未听说过这本书。（你可以把这本书放在洗手间里，一有时间就随便打开读一读。）我还向学生推荐过威廉8226;津泽的《如何写好文章》（On Writing Well, William Zinsser），帮他们学写作；唐纳德8226;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法》（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Donald McCloskey），帮他们学说理。 要提高写作技巧还得不断练习。阅读RATS指南能让你知道如何做回归，但并不能让你轻松驾驭这项技能。你需要打开电脑，亲自动手试几次。你会看到自己犯的错误，意料之外的毛病，以及指南上遗漏的内容。写作也是如此。写得越多，就能写得越好。回顾我的学生时代，有一段记忆异常鲜明，那就是上（私立）高中时，我经常被迫写东西。总会有写作任务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当时我觉得学校的政策不可理喻，如今却对此深怀感激。正是这些训练让我现在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把文章写好是件很辛苦的事，需要你修改、修改、再修改。当你觉得已经改得不错了以后，还得再改一次。好的文章读起来有趣，写起来却并不轻松。（我曾问过约翰8226;肯尼斯8226;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如何才能写出广受欢迎的文章。他说诀窍就是不断修改。大约要改到第五稿，才能真正进入状态，写出人人爱读的东西来。） 幸运的是，现代科技让写作变得简单。我直接用Wordperfect软件写东西，不需要纸笔或是秘书，因此能写得更快。但凭借现代科技，人们也更容易生产出劣质文章来。往后好文章和坏文章的供给都会越来越高，坏文章的需求则会保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在均衡点上，生产劣质文章的回报并不高。 与此相反，好的文章将带来丰厚的回报。用优美的文笔写下你的观点，能为你赢得更多的读者，更仔细的聆听。此外，你还能从中获得满足感。作者在回首写作过程之时，当能感到愉悦，并看到自己出色地表达了观点。我并不喜欢写作本身，但乐于拥有写作的经历。 （感：知识容不得半点马虎，真正掌握，深刻领会。总是不求甚解，难成其就）经验之六：从心所欲
很久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并从中学到了幸福的真谛：找到自己的爱好，继而找到愿意出钱支持这一爱好的人。 体悟这一真谛时，我还很年轻。当时我喜欢驾小帆船比赛，所以我的第一份暑期工就是去教航海。（我的老板每小时收15美元的学费，却只给我两块二毛五的最低工资。这是我的第一堂经济学课，见识到了何谓垄断性竞争。）不过我也知道，要遵循这一真谛，有时会遇到困难。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就想不出如何才能找到付钱给我，好让我一辈子都塞帆船的人，这让我多少染上些青春期忧郁症。还好长大以后我的兴趣发生了变化。 如今的我在选择研究题目时，时刻牢记着幸福的真谛。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经常邀请我按他们的想法写一些特定的题目，大部分都被我拒绝了。（这篇文章属于为数不多的例外。）我知道，除非编辑给的题目符合我的兴趣，否则我不可能乐于动笔，也不太可能写出好东西来。我做研究的方法是，先确定想写的题目，再看看能否找到出版成果的人。如果我当前的兴趣恰好与某个会议组织者一致，那就再好不过了。参加会议是出版成果的便捷途径。同时，会议邀请也能帮我从脑海中众多研究项目里做出选择。但总的来说，题目是否让我感到兴奋，这才是我着手某项研究时最重要的考虑。 研究生开始写学位论文时，常常让我提一些战略性建议。哪些研究领域最为热门？哪些题目能帮他们在最好的大学谋得职位？我能够理解学生的这种行为，但是那些希望以研究为事业的人不应该这么问。我告诉学生要多考虑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了解点什么？我从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疑惑过什么？我为哪些题目兴奋不已？ 需知道做研究不同于挖水沟。毫不喜欢挖沟的人也可能挖出很棒的水沟来。但是要把研究做好，就必须对将要研究的题目充满热情。唯有热情可以激发创造力。仅以事业有成为目标，并不能生出这样的热情来。 大多数人都是因痴迷于自己的专业才开始学术生涯的。正因为此，在各行各业中，教授对工作的满意度位居前列。教授们不但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还找到了愿意为此出钱的人。 （感：很多人做出成就，决不是什么对国家和人民的“使命感”使然，而是出于纯粹对于真理的兴趣，伟大的发现往往是伟大的人士的兴趣使然，不经意间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所以要找准自己的兴趣所在，找到自己认为值得奋斗的动力，这倒不一定是学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