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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块牌子摘下来放到另一块牌子下面,使另一块牌子变成大牌子,然后再大牌子旁边关一块牌子,将原来那块小牌子拿回来!便是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部门一个不少,人员不减反增,后来“改革办公室”也忘记撤销了。

体制改革简单点说就是权利再分配的过程。现行模式下的体制改革过程大致是这样的:9个常委坐下来先开个碰头会,说说要改革的事,党委书记定个调子,然后每个常委提几个名额交给组织部长,然后散会。组织部长回去后苦思冥想怎么安排方便常委会通过,拿个方案交给正式的常委会讨论,于是常委们在会议上讲的吐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怎么也定不下来。怎么办?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喝道:“别吵了!你两个,他三个,剩下都是我的!”最后大家举举手,一致通过!接下来就是下一级单位重复上述过程,直至各级单位分配结束改革也就完成了。

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特色的非典型性体制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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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近几年干部制度改革也一直在稳步推进,从关于任期制、交流和回避的三个法规文件,到党委政府换届中的一正二副模式,再到大部制改革等等,似乎每次都是改革的推进,每次都有改革亮点,但公务员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因为中国的公务员系统相对封闭,进入很难,但一旦当上公务员基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几年不管如何改革,公务员只要没犯严重的错误,顶多是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国家肯定会安排,绝对不会有失业之虞。①

某甲偷了一头牛,正常情况下最多退还赃物再来个刑事拘留,结果很不巧赶上了“严打”,要求“从快从严从重”打击犯罪分子,结果某甲被判了死刑。某官员贪污不多寥寥几千块,赶上好时候,被上级党委树为“反腐败典型分子”结果吃了枪子。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有人在,好像判死刑的寥寥无几。说明什么?一、行政命令、党委决策高于法律制度。二、量刑标准弹性太大,受权力影响严重。有点像溜狗儿,主人向前来就拉拉绳子紧一紧。

再看奶粉事件,相关政府及领导人冲锋在前、四处灭火,充当消防员、救世主,疲于应付各类突发事件。下面是一段描述西方政府处理“三鹿奶粉”事件过程的分析:

“就拿“三鹿奶粉”事件来说,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会怎么处理?(1)受害者们在律师帮助下,对“三鹿奶粉”公司提起集团诉讼,要求侵权赔偿。律师们可能还会斟酌,政府监管部门是否有责任,是否提起行政诉讼。(2)“三鹿奶粉”如果在官司中败诉,将负赔偿责任,但像这样的大公司,一般事先都买过产品责任险,因此并不需要支付全部赔偿金而导致公司破产,保险公司会承担全部或者一部份赔偿金(视保险合约设计和责任分配而定)。(3)保险公司在销售保单之时或之后,会对产品质量进行一定的监控,同时通过再保险市场,将“三鹿奶粉”公司的保单分销给众多保险公司,这样在赔偿时由众多保险公司一起支付赔偿金额,共担风险。在上述情境下,政府要做什么事?(1)如果在针对监管责任发起的行政诉讼中败诉,承担赔偿责任,并改进监管制度。(2)如果在奶粉事件中有人应负刑事责任,针对此人提起国家公诉。(3)在受害者聚集在奶粉公司周围抗议时,维持好治安,防止矛盾激化。(4)地方或国家领导人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同情和慰问。(5)如果奶粉有出口,进行外交协调。”②

 近期世界经济震荡,全球股市暴跌,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运行功不可没。一年多来,政府采取诸如调整利率、调整储备金率、调整印花税(“半夜鸡叫”,造成5.30暴跌是为典型性代表。)、控制基金发放节奏和规模,控制企业上市步伐等一系列直接干预股市的措施,看似维护市场稳定,实质上违反市场运行规律,阻碍市场运行。依据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价值规律,价格是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市场自然会依据供求关系自行调整,依靠行政手段操纵股市,人为将价格拉近或偏离价值事实上造成市场供求关系失真,影响市场公平。政府不应当充当“庄家”而应当是“督察员”,健全制度,维护市场在规则下运行。督促企业透明财务制度,防止企业弄虚作假虚抬价值;监控操作过程,防止庄家操控股市;严格审查资金来源,防止非法资金入市。

 

上述诸多事件说明:行政权力严重干涉法律执行的过程,法律缺乏公平、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挑战,行政权力甚至完全代替法律条文。致使政府积极到参与社会的所有领域,充当运动员参与竞赛、充当裁判影响比赛公平、结果是不得不做消防员四处灭火。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出现种种新问题,政府不得不针对新问题设置机构进行管理,结果是机构越改越大、人员越减越多。结果政府也抱怨、企业也抱怨、民众也抱怨,社会各界群情激奋!!!

简而言之,根本问题在于权大于法,要想跳出这种怪圈,只有削减行政权力,让位于法律。

一、行政机制规范化,权利分配、使用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突出监管权,加强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以及社会团体与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权力。

二、法律制定程序化,公开收集民众意见, 使社会各阶层参与到法律制定过程中去,保证法律的公平性。发挥行业人才、法律人才作用,保证法律的严肃性。

三、法律推行社会化,加强法律推广,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大力培养法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才, 协助民众维权,维护法律正义。

四、放松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提高民众参与管理的机会,保证法律制度、行政权力的运用能充分维护民众权利。

五、法院脱离地方行政机构领导,减少行政权力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巩固法院独立审判的地位。建立完善陪审、听证、辩护机制,使审判过程充分透明,保证审判的公正准确。

六、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纳入行政机制中常态运行,使政府能够有效监管法律实施、行政决策实施、行政机构运行、社会团体运行等状况,兼顾社会的方方面面,减少行政权力干预,杜绝权力寻租空间。

七、政府的行政权力让位于法律。减少政府的具体执行事务,提升监督职能在执政过程的作用,使行政权力在法律框架下充分有效运作,即使维护法律执行和弥补法律缺失。

通过一系列手段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将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物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解决大问题、掌握大方向,引导社会的全面发展。

 

 

①杨军:《南风窗》之《公务员超编危机》。

②刘守刚:摘自《价值中国网》之《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中国第二次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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