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通过对这些主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保障体制的了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所翘首企盼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以各种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践了很多年。这种医疗保障制度本是为了解决具有较高诊疗费用客观基数的西医所带来的医疗费用虚高的问题，依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而设计的。该种体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实行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采取多元支付费用的方式来减轻相应国家的病人所承受的医疗负担。
从上面三组的信息来看，这种西方实行多年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在转移支付医疗费用的主体、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不仅把问题的承受者转换给了政府，也带来了各种弊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医疗民生问题。
（一）全民医疗保障体制改变不了医疗费用虚高的状况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出现了医疗费用普遍过高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西医的诊疗特征所造成的，即西医的仪器设备检查费用、具有高昂研发成本的西药药费、住院费以及种种医疗服务付费项目造成了一个很高的诊疗费用客观基数，再加上西医的这些诊疗特征所带来的体制上的主观因素，导致了国民医疗费用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其他更好的低成本的医疗资源来代替西医，所以它们只能“治标不治本”地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来帮助病人采取多种途径支付较高的诊疗费用，这就是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产生的社会背景。
全民医疗保障体制通过多种医疗保险的形式让政府和社会组织帮助病人支付一部分费用，这从表面上看的确可以减轻病人的费用负担，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国民医疗费用，有时还起着不降反增的负作用。
首先，象英国早期那样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其前提就是国家要把大部分医院收归国有。但是医疗机构的国有化导致的却是国民医疗服务的质量显著降低，民众在国有医院里普遍得不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就导致部分民众必然转向社会上的私人医疗机构就诊，依靠出高价去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样低质量的公共医疗服务消弱了全民医疗保障体制的作用，变相地促进了个人所承担的医疗费用的提高。
其次，就是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全民医疗保障，这种办法同样会有着促进医疗费用不降反增的作用。
我们知道医院里的医生往往会依据患者的支付能力去增减医疗付费项目，对于那些能够让国家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用的患者而言，医院里的医生往往会随意对其增加医疗服务付费项目，以便尽可能多地从病人身上榨取钱财。因此，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使得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民众看病支付大部分费用的时候，也会使得医院向病人增加医疗服务付费项目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这就导致医疗费用进一步走高。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对其更加直观的描述：
假如全国的病人在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为1000元，施行医疗保障后国家和社会支付60%，从理论上讲病人个人付费只要400元；但当全民医疗保障体制施行后，由于医生考虑到病人会让政府报销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增加病人检测费用和看病的项目，这时医疗费用有可能要提高1倍，即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为2000元，那么国家和社会要支付1200元，而病人要支付800元，这样不但国家和社会承担的费用显著增加了，病人的负担也变得与起始没有多大的差距。
这就是为何多数国家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以后，不但国家的财政支出吃紧，而且病人的诊疗费用并没有减轻，看不起病的现象仍然严重。
（二）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将会导致公共财政危机
我们知道全民医疗保障体制通过国家和社会的转移支付会进一步刺激医院增加医疗服务收费，不但不能减轻病人的负担，反而有变相地加重个体医疗费用负担的消极作用。非但如此，它通过转移支付，也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公共财政负担。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并不是从根本上去降低医疗费用，只是把病人对高额诊疗费用的支出转移给政府，由政府来承担，它将从两个方面来加重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
首先，政府承担部分医疗费用的前提是病人要在国有医疗机构里就医。国有医疗机构的建设是由公共财政支出的。我们知道西医医疗机构的建设成本是很高的，包括医院的建筑物、公共设施、诊疗仪器设备、基本药物以及床位等等都需要高昂的费用。国家必须对公共的医疗机构的投资必须保持可持续性地增长才能满足民众不断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否则就会造成国有医疗资源紧缺和诊疗水平低下的状况。
其次，政府要直接支付病人的大部分诊疗费用。
从美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障支出的费用来看，其数目和比例是逐年增加的，比如法国为国民医疗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7年的医疗财政赤字已经高达117亿欧元。在一个年度里，一个国家的公共医疗费用比上年的支出比例增加时，那么该国的国防、教育和基础设设建设等方面的费用就会相应缩减，继而损害到这些方面的建设。
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了高投资成本、高医疗费用的局面，它在导致社会个体的医疗费用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又通过医疗保障体制进一步把负担转移给政府，继而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一些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全民医疗保障体制解决不了广大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以及以全民医保为核心的医疗管理体制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二、强化基层的西医医疗机构的作用解决不了民众“看病难”
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目前不仅遭遇到“看病贵”的医疗问题，同样也对“看病难”的现象深恶痛绝。在这次医疗改革新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方案的制定者为了解决当前“看病难”的问题，把希望寄托在能够分流患者的乡村卫生院（室）和城市社区诊所身上，企图依靠强化乡村卫生院（室）和城市社区诊所的社会功能来缓解大中型西医医院患者过剩的压力。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的主要原因到底有那些？如此改革，缓解“看病难”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就像“看病贵”是由西医占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所造成的一样，导致“看病难”的主要因素也可归于西医自身的缺陷。不正视这个客观因素，依靠改革医疗体制恐怕难以实现我们的主观地愿望，因为方案的制定者明显忽视了患者自身的选择能力。
（一）西医优势诊疗资源的“马太效应”引发看病难
西医具有一个明显的诊疗特征就是分工化，即完成一个诊疗过程需要多个专业人员的分工配合，比如对一个住院的病人进行治疗要经过设备检查、疾病确诊与治疗和后勤服务三道程序配合才能完成。我们知道分工为现代工业带来了规模化效应，而规模化效应又导致了资源聚集的“马太效应”。
何谓“马太效应”？ 《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说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其经典名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受这句话的启发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即“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罗伯特·默顿就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中，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现象、贫富分化现象、城乡差距扩大现象等等都与“马太效应”有关。
